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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在政治上最动荡的一年。其表现在:奉军进至河南的部队被武汉北伐军打败;日本对修筑与“满铁”平行铁路问题向张施加压力;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策划侵略中国,企图实现独吞东方的阴谋;“满蒙”权益问题矛盾日趋尖锐。由于时势所迫,曾在张手下当过省长、县长的政界人士感到政权岌岌可危,一旦消亡,仕途无望,也得找个发财之道。于是齐耀珊、陆士冲等人谋划在盘山城内开设一座商铺。
1927年春夏之交,由齐、陆等人创办的同兴隆在轰响的鞭炮声中,在络绎不绝人们的道贺声中开业了。它有10间砖石结构的门市房(后院还有几十间房子),门脸装饰古朴,有金光闪闪的牌匾,红彤彤的对联,其气势堪称县内一流。它主营粮食、油类,兼营当铺。在它之前城内已有福庆隆、双盛茂、永顺泉3家经营粮油的商铺。而同兴隆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这3家商铺。同兴隆不论在人力、财力及势力上,都能和这三家任何一家角逐、抗衡。因此,社会上把这四家商铺,称为县城内的“四大家”。
同兴隆,即“共同兴隆”的意思。它是由多家股东投资开办的。主要股东有3家:即齐耀珊,吉林省怀德县人,当过怀德县县长,张作霖入关后,在江苏省当过短时期省长;胡筱媛,大洼县三道沟人,家里有塘地、土地上千亩,伪满初期当过盘山县内务局长;陆士冲,盘山县高升人,地主,在外地当过监督(县长),俗称陆监督。3大股东共投资5万元(银元)——齐投2万元;胡、陆各投1.5万元。投资人,被称为东家(对外称商铺监理)。东家不住在商铺里,他们可从事其他职业或赋闲在家。每隔3年商铺经理即邀请各位东家来铺共商经营大事。如经营盈亏情况,利润的分配(分红)或折免内部人员以及后3年经营策略等。同兴隆的分红多寡,主要以本人定的“份子”多少为标准,而“份子”定多少又以投资多少来决定。如齐东家为二分(也称两个)“份子”;胡、陆东家各为一分半(也称一个半)“份子”,这都是以投资额定的,像这种“份子”又叫“钱份”。另一种叫“人身份”,不投资,只主管商铺的经营。如张冥荚(河北昌黎县留守营人)经理职务,张华民(河北滦县大庄河人)副经理职务,他们都是“人身份”。
同兴隆自1927年春开业到1948年春停业,21年间共分红利7次,而分得最多的1次是1939年一1941年这1次。这次分红利齐耀珊未来商铺,由其侄齐朗轩代行监理(东家)职能来盘山。胡、陆两位东家均到。齐耀珊因定为两个“份子”,这次分红利2万元(伪满币其币值与银元几乎相等),胡、陆东家分红利各为1.5万元,张冥荚为一个“份子”,分红利一万元,张华民8厘“份子”,分得8000元。后院心(指存放粮食院落)经理(掌柜)郭魁壁、林午楼各为5厘“份子”,各分红利5000元。
1939年-1941年,这个时期同兴隆能盈得这么多的利润主要原因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内大船受阻,不能来盘山购粮运粮,日本侵略者为应付战争的需要,残酷掠夺东北物资(包括粮食),致使人民必需品物资奇缺。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存在,同兴隆后院存放的大批粮食“奇货可居”,可以随心所欲地抬高粮价,吞剥百姓钱财。
1930年(民国十九年)盘山县全境发大水,哀鸿遍野,黎民百姓嗷嗷待哺。同兴隆当时就以借1斤还8斗的“驴打滚”高利贷方式掠夺百姓财富。仅此一项它当年就获净利5万元(当时可盖砖房100间)。
同兴隆另一进财之道,即开当铺(实质是放高利贷)。当铺是以物作质,有限期地贷与典当人钱款的场所。当期为二类,即半年或者是18个月。到期者必须来当铺赎当,还得交当物时作价的30%利息,方能赎出所当之物。半年期的利息更要高些。过期不来赎者,称之为“死当”,当物可由当铺自行处置,而变卖的价格要高于典当时作价的5-10倍。
当铺伙计在接当时就有意贬低要当的物品的价钱,一般被当物品都按原价值的30%-50%压价。其借口多是如何不好保存,夏天发霉,虫子吃、耗子咬等。典当人一旦同意典当,当铺伙计就唱价(唱着说出作给的价钱)传递司账先生,先生在当票上圈圈画画,霎时,就把当票和钱一块交给典当人,两个伙计配合得十分默契。然后,当铺将收到的当物用一枚号牌牢牢拴上存入库里。
当铺编码,多用《千字文》为依据,因为《千字文》一书,正好是一千个字,无重字。一个字代表一个月份。如“天”字代表一月,在一月份里所有的当票都是“天”字号。二月是“地”字,在二月份里的票据、账号均为“地”字号,以次类推。
当铺柜台高一米七八,让人望而生畏。柜台上还竖起栏杆,这是为了避免与典当人发生争端和麻烦,并且防止盗窃,同时也给内部验物、议价、搞鬼带来方便。
然而同兴隆当铺独霸一方的局面好景不长,1940年(伪满康德七年)被在盘山城内开业的伪满洲国的官办“大兴当”冲击了。大兴当因是“官办”当铺,加之宣扬“王道乐土”“为民解悬”的宗旨,当物的作价上又优于同兴隆,所以同兴隆当铺日趋萧条。
1940年(伪满康德七年)伪满洲国开始实施粮油配给制。盘山县全境百姓所需的粮油均由县城“四大家”垄断经营。那时“官方”催农民交的“出荷”粮,也都储存在“四大家”院内。这样他们可以以次充好将粮油配给黎民百姓。从实施粮油配给制开始到1945年8月伪政权垮台,在5年半的时间里,同兴隆出卖配给粮油这项营业,就获利50万元(此时伪币开始贬值)。
当时,同兴隆有固定从业人员140人。秋后,粮食入库的大忙季节,要雇用临时工几十人。
从业人员在伙食上分三个档次:即小灶、中灶、大灶。
小灶:经理、副经理以及来客用餐。早餐:两道饭(大米饭、面食),六个菜,荤素皆有;午餐:饭食同早餐,十几个菜(有大件),备酒;晚餐:基本与早餐同。餐用时间,桌上桌下均有管栈(服务人员)侍候。
中灶:后院心经理(俗称掌柜)、账桌(会计)、信桌(文书)及从业10年以上吃“大劳金”的人员餐用。早餐二米饭(高粱米与大米掺和),两菜一汤;午餐:大米饭或面食,六菜一汤;晚餐基本与早餐同。
大灶:从业不满10年人员及后院心工人(含临时工)餐用。早餐:高粱米干饭,一菜(多是白菜豆腐之类),大锅汤随意用。午餐:二米饭,一菜(蔬菜里有肉渣),白菜汤或菠菜汤。晚餐:基本与早餐同。
每逢旧历初一、十五,商铺要为全体从业人员改善伙食。所谓改善伙食,也就是改善大灶伙食,要比平常好些。改善的重点是中午这顿饭。其饭菜大体是:饭食为饺子或馒头;菜肴有炒菜、过油菜、粉条肉随意添,鸡蛋汤或三鲜汤。平时同兴隆所用的粮食、蔬菜、肉类、禽蛋都由自家解决,不用向外购进。它有养猪圈、禽舍、菜园,有几个伙计常年从事这项劳动。
同兴隆每逢过年、过节都有休假和活动。端午节、中秋节后院心的工人放假3天,而营业部门的伙计只放半天(即节日的当天下午)。过年时,从业人员一律放假六天。后院心伙计准许回家,但营业部门不满3年的从业人员不准回家,仍留在商铺里过年。过年、过节的前夕,铺里都要杀猪宰鸡,厨房师傅忙个通宵备办酒席。特别是过年的前几天,账桌还要责成专人操办过年的一切。诸如:酒席的安排,写贴春联,供奉大纸(财神),购买鞭炮、烟花,印刷贺年片,备好给行乞讨要人的小零钱等。在过年过节期间,伙计们可敲锣打鼓,尽情欢乐,可掷骰、推牌九、打麻将,进行小输小赢的赌博。端午节、中秋节的中午及大年初一的中午,经理、掌柜和全铺所有人员进行会餐。掌柜的给伙计们敬酒,伙计们给掌柜的敬酒,有说有笑,毫无顾忌。每年一进腊月,同兴隆的大灶就有所改善,逐渐有了年味。二十三祭灶,请灶王爷上天,祈祷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二十四贴春联,二十五做豆腐。除夕之夜,全铺人员与经理掌柜一起守岁。待到午夜,所有人员均到院内向天跪拜。经理高举“招财进宝”牌示,口中振振有辞,迎接财神到家,随之鸣放鞭炮。接神毕,从业人员与经理掌柜同吃“元宝”(饺子),表示新的一年吉利发财。
正月初六清早,燃放长时间的鞭炮,间加放“二踢脚”(两响高升炮),以示开市大吉。接着城内各个店铺掌柜、伙计手持贺年片前来祝贺,同时也围拢来数不清的行乞讨要的人来道喜,商铺就将已准备好的零钱分放给他们。
正月十五夜晚,约7-10点钟,城内“四大家”都比赛放烟花,看谁放的精彩、放的多、时间长。同兴隆的烟花一直独占上峰。
同兴隆的经理(俗称大老板)张冥英,此人善于阿谀奉承、见风驶舵。1931年12月29日,日本侵略军进占盘山城内,他看到奉军大势已去,要想做好买卖,不得不向新的主子巴结。于是他便买通翻译孟广田去沟通盘山县指导部(即临时县政府别名)参事官(即副县长)石丸三郎。经过孟翻译的斡旋,石丸三郎答应接见张。张携带珠宝玉器,在指导部会客厅与石丸三郎见面。张自从有石丸三郎这一靠山后,凡在盘山境内发生打官司告状、杀人、抢劫、偷盗、贩毒等,只要张一出面,问题就迎刃而解。由于张与石丸的勾结,当然同兴隆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什么偷税、漏税、坑害农户、欺骗同业他无所不为。他们利用压等、压价、欺骗等手段,坑害农民。他们把发霉的高粱用火车皮发给开原的X家粮栈,该栈与同兴隆打官司,因同兴隆有地方官后台支撑,结果肥了自己,坑骗了同行。
石丸三郎在盘山约计半年就调离了。石丸走后,又调来了叫崛泽庄六的日本人。此人性情暴躁,不听阿谀奉承,也不接收钱财、礼物,但喜好女色。张老板便投其所好,每当陪崛泽吃完饭以后,趁崛泽醉醺醺的时候,张便带他走出同兴隆后院大门,到西南街(旧时妓女集中的地方)去嫖妓。
1938年,崛泽庄六调走后,又来了一个叫营波晋一郎的日本人。此人系关东军行伍出身,心狠手辣,不容接近。张反复琢磨营波的喜好,后经一个翻译介绍说,菅波喜欢狼狗和古董。张如获至宝,便去营口、沈阳、北京买来许多翡翠、玛瑙工艺品,通过翻译送给营波,菅波拍手笑纳。
1940年,菅波发动在全县境内向所有人家收缴遗留枪支、弹药的活动。菅波的这一招,让黎民百姓叫苦不迭。因从日本侵略军占领盘山后,他们就在民间打骂着收缴枪支弹药不下十次。如今实无可缴的了。百姓们苦苦哀求,但菅波不答应,非缴不可。认为谁家有缴不出,就压杠子、灌凉水、蹲大牢……。被缴者没办法,只好用自行车架锯成短管充当枪管,用爆竹药充当弹药对付这场灾难。而同兴隆在这场灾难中却安然无恙。
1944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战果辉煌。日寇兵源枯竭,财力极端匮乏,处于被动挨打状态。为了补救财力不足,他们在满洲地区(东北地区)将国有的大工厂、交通电力设施乃至文物古迹,强行卖给当地的士绅大贾人家。伪盘山县公署将境内的高压线铁架全卖给天庆隆;将盘山南大桥卖给同兴隆(卖价50万元伪币),使用权仍属县公署,桥的维护维修由同兴隆负责,致使同兴隆的元气大伤。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一时盘山城内兵荒马乱,呈现无政府状态。20天后,由伪满时期的盘山县县长张陛臣出头成立了盘山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张任主任委员,同兴隆的老板张冥荚被吸收为委员。这时,齐、胡、陆东家3人见时局如此不稳,即将所投入的股份各按50%抽出,如此一来同兴隆的经营规模不得不缩小。但同兴隆的老板和经理们却认为,时局虽然动荡,可是终有稳定的一天。他们在观望祈求商铺能有所转机。
1945年9月中旬,中共辽西地委派张永利、方受珍接收盘山县并建立民主政府。盘山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宣告解散,同时收降了地方保安队张海峰等120多人。张冥荚、杨宝衡、齐云葛等地方士绅,勾结张海峰、高广占、李景春等降队头目,在天庆隆里密谋劫持县政府张永利和劫狱救出汉奸伪军少将杨子新。张海峰,伪满时期的村长,日伪垮台后就窜到各地招兵买马筹建“花子队”(保安队的别名),并自封为大队长。高广占、李景春都是土匪头子。1945年11月29日,杨宝衡等人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终于爆发。他们以天庆隆为据点,派匪徒包围了县政府,放跑了杨子新,枪杀了张永利政委和城厢区区长赵乐。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行不行张冥荚,妥不妥齐云葛(豪绅),成不成杨宝衡。”意思是说,不管是谁办事,都要通过张、齐、杨三个人。
1948年1月末,盘山第三次解放,自知罪恶深重的同兴隆的老板经理们纷纷逃的逃,躲的躲,从业人员也自动离散。这个经营21年,没有为老百姓做过一点好事的大商铺从此寿终正寝。
——选自《盘锦档案通览》 宋文利,刘兴政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