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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瓷器早在东汉年间就已出现于中原地区,唐代的瓷器制造则已高度成熟,不过对经济和文化都相对后进的本境而言,则直至辽金元时期才现瓷器真容。可堪欣慰的是,此时期的瓷器出土甚丰,显然已成为本境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具,而陶器已退居次位。鉴于瓷器并非本境自制,只能从外地流通而来,又可推断出辽金元时期本境的商品流通已较为活跃。
民族特色鲜明的辽金元瓷器
瓷器在本境的出现虽然迟晚了些,却是以丰足的面貌闪亮登场,即使在数百年倏然而过之后,也仍然遍布了本境绝大多数坨子地的地表。
尤为令人动容的是,尽管将这些或大或小的瓷器残片搜罗净尽,也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器物,但是每一块瓷器残片上那风格迥异的釉彩,却依然彰显着其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
辽代瓷器以白色釉瓷占据了绝对优势,另有少量绿釉瓷、灰白釉瓷,这样的文化面貌与辽宁省境出土辽瓷的基本特征保持了一致。
从东北地区目前的考古发现可知,辽瓷器型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种是中原传统形制,以碗、盘、碟等居多;另一种是更具契丹民族风格的形制,以长颈瓶、凤首瓶、鸡冠壶等最为典型。本境出土的辽白瓷以生活用具居多,器物类型以碗为主,其次是缸、盘、罐、碟等。这表明从本境当时应以汉族居民为主,汉族文化相对占据主流。
本境所出土的辽代白瓷碗,则又以大碗最为寻常,胎较厚,圈足高大,器底带有以叠烧法烧制瓷器所特有的支钉(也称“乳钉”)。内外壁均施白色釉,内壁为全釉,外壁通常为半釉不落底,以至于腹下及圈足往往露胎,流痕或有或无。也有相对精致的白色釉花式小碗出土,呈莲花瓣式的碗口,腹较浅,胎很薄,内外均施白色釉,且均为全釉,釉尤其薄而均匀。然而这种小碗的数量很少,表明并非本境居民的普遍生活用具,当属少数富裕人家所有。与其相较,上述那种较常见的外壁半釉的白瓷碗,就是名副其实的“粗瓷大碗”了。
与纯净的辽白瓷相较,金代瓷器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文化面貌,以其典型的铁锈花、“王”字铭在辽金元瓷器中独树一帜,在极易识别的同时,也格外引人注目。铁锈花是瓷器的一种装饰风格,确切说是瓷器装饰图案的一种特有釉彩,通常是用含有氧化铁的斑花石作颜料,在瓷坯胎上描绘图案,颜料中的铁晶体会于高温烧制过程中氧化,从而使整个图案呈现出斑斓的铁锈红色,故称“铁锈花”,实际上就是一种白底黑花瓷,而黑色在高温下产生了精妙的化学反应。铁锈花是金代瓷器的典型品种,呈现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风。
本境出土的金代瓷器基本都是铁锈花,图案挂于外壁, 白底占绝大多数,亦有少量灰白底,内壁釉色与外壁底色相同。图案以花卉居多,也有少量仅在外壁饰两条圈带者。器内底大多都点有“王”字铭,或者简单地点一个圆点,亦呈铁锈花的特有色调,显然是以和图案相同的颜料挂上去的。图案的画工高矮不一,有的精心细致,有的则随意性太大而缺乏美感。
图上3-6金酱釉单系水流壶、绿釉瓶,盘山县甜水镇大板村出土,
盘锦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藏(牛力强摄影)。
从器物类型上看,金代铁锈花瓷较辽代白瓷更趋丰富,虽仍以民间用品占绝对优势,但已多出了瓶、壶等器型,且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耳。另一个相同之处是,金代瓷器亦以瓷碗为主体,胎亦较厚,圈足亦较高,外壁仍施半釉,圈足及器底露胎。
铁锈花之外,本境出土的金瓷还有少量施亚绿色釉、白色釉和黑色釉者。亚绿色釉瓷器型也较多,含盘、碗、瓶、壶各类,胎质呈铁红色,夹砂,施釉不到底,器底外突,内底有垫痕一圈;白色釉瓷主要是碗,粗瓷大碗者多,小巧精致者少;黑色釉瓷的分布并不普遍,仅局限于一两处遗址,器型以罐为主,装饰则各不相同。有黑釉剔花罐,白色为底,剔刻黑花,釉黑似漆,对比鲜明而别具风格;有黑釉弦纹罐,口沿至肩部无釉,肩以下遍施黑釉,釉内蕴光泽,通体弦纹而露出白底。这种瓷罐器身细长,形似鸡腿,亦俗称“鸡腿瓶”。
酱色釉是元代瓷器的典型釉彩,从而使酱釉瓷成为元瓷主体。酱釉又称“柿色釉”或“紫金釉”,釉料中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总量较高,经高温烧制后就会呈现出深棕红色,酷似酱色,考古学界遂将其俗称为“酱釉”。这种釉色始创于与辽代同期的北宋年间,但却成了元瓷的典型用色。本境出土的元代瓷器,亦以酱釉瓷为主。其器物类型与前两代并无显著变化,且仍以碗为最多。碗的形制则表现出了明显不同。辽、金瓷碗多口沿外敞,圆唇,高大圈足,胎厚;元瓷碗则通常口沿略斜或斜直,尖唇,圈足矮小,胎薄,内碗底有垫圈,圈足底部有轮制形成的旋纹,碗外壁亦施釉不落底,但有流痕者很多。
酱釉瓷之外,本境还出土有少量黑釉瓷和白釉瓷,经残片拼粘亦呈碗状,黑釉碗无口沿,圆腹略深,内壁无釉胎全露,外壁施黑釉不及底,且有流痕,表面有轮制形成的旋纹;白釉碗胎呈黄白色,釉有开片纹,圈足略外撇,碗底中间外凸。两者工艺均较粗糙。
整体上,并不见元瓷工艺较前两代有所提升,反而在不同遗址中表现出明显的精粗不一,有的施釉既薄又均匀,有的则既厚又不均匀,有的胎质细腻,有的则通身都有麻坑。唯一一个显著差异是,元瓷中始现缸胎瓷器,系以高岭土夹砂烧制而成。
总体来看,本境出土的辽金元瓷器虽工艺高矮不一,未能呈现出期待中的持续上升趋势,然而其民族风格却是十分鲜明的,彰显着契丹、女真和蒙古三个民族的特有文化风貌。从文化遗存的角度来说,则显然是愈是民族的,就愈是珍贵的。这些出土瓷器所显现出来的文化面貌,与辽宁省境的大体一致,说明本境正与省内其他地区经历着同样的文化历程。
瓷器所映照的商业繁荣
瓷器与陶器一样,属土与火的结晶,有所不同的是,瓷器需以高岭土为原料,而高岭土只产在特定地区,至少本境是没有的,而且瓷器制作的技术水平要求更高。那也就意味着本境出土的瓷器均非自制,而系附近地区的各大窑场所产,再通过商品流通才得以进入本境,其数量之丰富,也就表明当时本境的商品流通十分活跃。
在辽代,陶瓷业是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且很发达。辽初是利用由中原流动过来的汉族匠人置办官窑,随后民窑也紧跟着发展起来。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辽代东北地区的陶瓷窑址有几十处之多,民窑在其中占了很大比例,产品主要供给民用,制品比较粗糙简朴。根据各地出土瓷器之器型、釉彩、制作工艺等各方面的比较分析,考古界一般认为江官屯窑系辽宁地区民用瓷器的主要产地。该窑位于今辽阳东25公里江官屯一带,系辽代著名民窑,以仿定窑白瓷居多,即通常所说的辽白瓷,产品主要是粗糙大器,胎质相对稍粗,挂釉不到底,釉面光洁度亦不高。同时也烧制黑釉瓷器,但数量不大。
女真建立金国后,占据了契丹大辽的各个窑场,并使之沿用下来。相对于辽代,金代的辖域又有进一步扩张,向南已步入中原地区,这使当时的中国北方名窑几乎全在其统治之下。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基础优势,金代陶瓷业也就在金初战乱所致的衰落之后很快又得以复兴。其中位于今河北省境的磁州窑,成为很重要的一个窑系,代表性产品之一即为铁锈花,不仅以其独特的风格与精湛的工艺行销各地,且产生了广泛影响,东北地区各窑场对此均有大量仿造。从本境出土的铁锈花工艺来看,即应多系仿造品,当属东北地区的内部流通。
元代,全国大一统,东北与中原的文化沟通更为便利,不过具体到东北的陶瓷业,其生产技术却并未达到相应的纯熟程度,仍与中原存在很大一块差距。本境出土的元代瓷器数量相对要少,绝大多数系当时辽阳行省各民窑的自制产品。不过品质上乘者也偶有存在,盘山县古城子镇夹信子村尹家堡遗址,就出土了一件灰釉瓷盘,虽仅剩腹和底,却仍可见其制作工艺相对精致,烧造火候也较高,应系辽沈地区某先进窑场所制。从上述情况可知,本境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的瓷器均属流通而来,其整体数量之丰也就印证了当时本境商品交换的活跃。同期出土的少数瓷中精品,则表明本境与中原地区或许也存在着商业往来,毕竟瓷器精品大多产自中原各窑场。
高品质的元代瓷器,本境目前已出土有二:
一是“风花雪月”玉壶春瓶,出土于盘山县高升镇张荒村赵荒西坨地遗址。确切说,该瓶是目前本境发现的顶尖级瓷器精品,为玉壶春瓶式,因上有“风花雪月”四字而得此名。
二是兔毫斑纹盏,出土于今大洼县田家镇毛家社区曹家坟遗址。此盏内外壁均施以黑釉,且釉面有棕褐色的兔毫斑纹析出,丝丝兔毫流畅均匀,使之整体堪称精湛。作为一种著名的茶具,兔毫斑纹盏始现于北宋年间,宋人崇尚斗茶,以茶汤面上浮起的白沫多且持久者为胜,用黑盏来盛茶则便于观察白沫状况,因此施以黑釉的兔毫茶盏应运而生,且大受欢迎。
如果此瓶和此盏并非通过其他途径比如赠送之类而来,那么两者的出土就意味着本境与中原的商业沟通属实存在,同时也表明本境当时并非尽属寻常百姓,应该已出现有条件追求生活品质的高门大户。
渐行功成身退的陶器
与瓷器的日益流行相对应的,是陶器在渐行隐退。本境的考古发现表明,在辽金元时期,陶器已退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次要器具,仅有一些大型容器、盛器还属陶器,餐具类用具则已多系瓷器。这样的转变虽相对中原地区迟晚了很多,但毕竟还是来了,并成为本境地域文化面貌的一次重要刷新。
陶器与瓷器的主要区别有四:一是烧造温度不同,瓷器较陶器所需要的火候更高;二是坚硬程度不同,以瓷器胎体硬度很高,敲击时声音清脆,壁表很难弄出划痕;三是使用原料不同。陶器以一般的黏土即可制坯胎,瓷器则必须以高岭土作坯胎;四是器体透明度不同。陶器坯胎再薄,也不具有半透明的特点;瓷器的坯体则无论厚薄,都能呈现出半透明状,从而显得更为精致。
从上述可知,瓷器比陶器高级得多,而陶器却是瓷器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在陶器制作上的恒久实践,以及对土质、火候等经验的有效掌握与使用,瓷器断无凭空出现的可能。于是当瓷器发展起来之后,陶器的隐退也就很有了一些功成身退的悲壮意味。
此时期本境陶器以大型器物为主,如陶罐、陶缸、陶盆等,多为容器或盛器,以盛装粮食或者水等液体。其中陶罐多带穿孔或附环耳。制作工艺上,虽在不同遗址有着略有不同的粗精表现,但已均属轮制,且烧造火候整体较高,胎体坚固。胎质上,绝大多数为细腻的泥质灰陶,显然陶土经过细心的筛选与淘洗。器体通常为素面,呈灰色或褐灰色,另有少量红陶。装饰上,以附加堆绳纹居多,却也不乏刻划波浪纹、指甲纹和压印纹等。
以上种种,显现出辽金元时期本境的制陶工艺仍较前期有明显进步,这表明尽管陶器的实用价值已不再如昨,本境居民的陶器制作却并未因此而漫不经心。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