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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文化


      夏商周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原始社会的终结,人类社会开始向奴隶制过渡,就人类发展史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飞跃。具体到本境,也会发现这种文化演进所带来的必然改变属实存在,突出表现是本境8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均已呈现出一定的向海性。与此同期,本境的渔业捕捞亦有所发展,陶器制作也有了进步,人类居住房址亦有了发现。


八处聚落址呈向海性分布


    商周时期的人类聚落址,于本境发现了8处,与新石器时代的一样,均坐落于坨子地上。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一是北坨子遗址,位于今盘山县高升镇东么村的北坨子。现在看,北坨子是一处长方形的连绵沙丘,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00米,仍高出周围地表2米左右。


    二是东沙岗遗址,位于今盘山县高升镇三台子村腰路自然屯东南,亦由沙岗子构成,呈长方形,南北长120米,东西宽80米,高出地表2米多,土质为黄色细沙土。由于被当地村民作为取土场,局部已遭破坏。


    三是东沙坨子遗址,位于今盘山县高升镇东么村东北2公里处,亦为连绵不断的沙丘组成,呈正方形,边长200米。该遗址优于其他遗址的最大特点是其高度,迄今仍高出周围地表约10米,其中很多沙丘都已被风掏出深深沟壑,以至于袒露了褐色土层。


    四是南石柱岗子遗址,位于今盘山县太平镇西五棵村西南。此处岗子地时下仍高出地表2米左右,略呈正方形,面积为8000平方米,系盐碱土质,现四周为稻田。


    五是豆坨子地遗址,位于今盘山县羊圈子镇大羊村东3.5公里处,坐落在凸凹不平的台地上,高出周围地表1米至1.5米。呈长方形,南北长500米,东西宽300米。该遗址的独特之处,是其四周为一望无际的苇海。


    六是滑楼子遗址,位于今盘山县羊圈子镇三家子村王屯自然屯东南0.5公里处,亦属高台地,呈长方形,东西长100米,南北宽50米,时下种植着旱田。台地四周也是漫漫苇海,高出周边苇田1米左右。


    七是羊圈子张家坟遗址,位于今盘山县羊圈子镇马帐房村詹屯自然屯东南,亦属岗子地,长方形,东西宽200米,南北长60米,其北侧2公里是鸭子河, 由西向东流过。据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资料显示,时下已高出地表不足1米。


    八是马蹄岗子遗址,位于今兴隆台区新生街道辖区南部的一处台子地上,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时下高出地表2米多,四周为稻田。其东侧2.5公里处是双台子河,不过在商周时期,应该还是滨海之地。


    新石器时代,本境先民以东北部的高升、沙岭一带为核心聚居区。从上述遗址的地理分布可知,商周时期本境居民的聚落址已向西南部有了大幅度扩展:先由高升扩展到绕阳河近畔的太平,然后分成两支,一支越过绕阳河,向西直抵羊圈子;另一支沿河南下,直达新生。就现在的辖域状况来说,新生已接近本境腹地,羊圈子则地处本境西缘,西与凌海市接壤,西北与北镇接壤。鉴于本境为退海之地,海岸线自古就持续着西南朝向的渐退,这8处商周时期的人类聚落址,显然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海性。


    这种向海性的成因,根源于河流。


    由于傍河而居才方便取水,故而古人类总是逐河而居,与河流的空间距离始终是古人类选择居址所要斟酌的首要元素。而河流总以海洋为最终去向,在追逐河流的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会向海洋渐趋靠拢。这样的靠拢又会有所回报:举凡临河且濒海之地,都会有潮沟、浅滩、两合水,这样的自然环境会为古人类提供更加充沛的生产与生活资料,诸如茂盛的苇草、富足的水产等,以至于很快就会被其明确感知,进而对海洋产生有意识的趋附倾向。新的家园,也就这样追随着河流,在当年的滨海区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这是本境在商周时期最漂亮的文化表现,也是相对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显著的变化。


    亦可将这种向海的流动进程,视为新石器时代辽西红山文化的先民顺河而下直至本境之迁徙行动的延续。考古发现已然显示,这种延续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还仍在持续,直到将人类聚落址布满这整片退海之地,将本境内陆的农耕文化与滨海的渔猎文化紧密衔接。


马蹄岗子遗址的贝壳与房址


    作为本境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之一,马蹄岗子遗址格外引人注目,尽管在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发现该遗址已被推土机推平,并辟为养鱼池和养蟹池。事实表明,马蹄岗子是一块古蕴深厚的土地,在本境的古文化遗存中占据了两个“第一”:第一次大量出土了本境地域文化经典元素之一的贝壳,第一次出土了本境原始居民的房址。


    马蹄岗子遗址发现于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当年地表上遍布贝壳,贝壳里又间杂着红色及褐色的夹砂陶片。资料显示,当时文物普查队曾召集当地老人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有老人反映,早年间此地的贝壳更多,堆积有1米多厚,1958年始才挖走,连续拉了100多车(马车),粉碎后被生产队当做饲料用了。


    似马蹄岗子这种以贝壳为文化主体的遗址,在本境为数众多,且分布广泛,通常被当地人俗称为“蛤蜊岗子”或“蛤蜊山”,考古学称其“贝丘遗址”。根据同时采集到的陶器残片,考古工作者将马蹄岗子遗址断代为商周时期。不过这仅能说明早在商周时期,居于马蹄岗子的先民即已从事渔业捕捞,并一直延续下来,而非意指这些贝壳都积攒于商周时期,事实上每个贝丘遗址都需经过累朝累代的连续堆积方能成其规模。


    马蹄岗子遗址的贝壳,以蛤蜊壳、牡蛎壳和海螺壳为主,均系海生贝类。这些古老贝壳的存在,说明濒海临河的地利已被本境先民明确感知,并在持续的实践中使浅海捕捞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从而对这一地利给予了愈来愈充分的良好应用。浅海捕捞,以及浅滩采集,都已成为先民的重要经济活动,并使所获尤其是各种贝类,成为其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


    关于本境原始居民的生活情状,始终是后人深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然而在马蹄岗子遗址的房址现身之前,人们都只能猜测,猜测在这样的洼涝之地上,原始居民究竟该如何筑墙建屋以安置自己。各种猜测屡有出笼,却始终没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马蹄子岗子遗址的房址,则以其真实的建筑残留,为人们描摹出一幅古人类居址的大致情状——


    从残留的夯土墙基来看,其居室面积较小,仅8平方米左右;与墙基以外的地面相较,墙基以内的地面明显坚实、平整,应该是为了隔潮而经过人为的夯实或者铺垫;室内较室外低30厘米。房址前面,偏西一点,有一处生活垃圾的烧灰坑,内里夹杂着许多商周时期的陶器残片,另发现猪牙、马牙各一枚,以及鹿骨一块。由于该房址未经发掘,以致并无法对其内部环境作出更深入的了解。


    商周时期的人类居址,在全国范围内已有普遍发现,辽宁境内也有相当数量,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面积在20-30平方米左右,呈圆角长方形,四周有柱,朝南开门;另一种面积在六七平方米左右,为圆角半地穴式建筑,没有门道,可能是用梯子从屋顶出入。相较而言,本境马蹄岗子遗址的房址显然与后者更为接近,应处于房屋建造的初级阶段,还仅能营造简单的居所。尽管如此,对本境先民的生活条件来说,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美好改善。


    由于马蹄岗子遗址与本境其他文化遗址一样均未经过发掘,故而无法获知该房址究竟是否单独存在。考古工作者的分析认为,鉴于马蹄岗遗址是一处商周时期的人类聚落址,故而该房址应不是孤立的,当是诸多房屋中的一个;从这处房址的面积来看,很可能是早期个体家庭的居所,或许当时本境已出现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了。


陶器制作与陶拍的应用


    与新石器时代相较,本境商周时期的石器采集数量稀少,仅于北坨子遗址采集到一件石斧、一件石网坠。此现象当与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关。辽宁境域的同期考古发现表明,商周时期的生产工具已出现铜镐、铜锄等铜制品,以及用猪肩胛骨制成的骨铲等骨制品,石制器具已不及前期丰富。也就是说,本境商周时期之生产工具采集数量的缩减,当是由于铜、骨等制品不易于地表保存之故,而非其社会生产不够景气所致。此说的重要根据之一,在于采集到的商周时期的陶器残片数量较前期更多,尤其在制陶工艺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


    本境商周时期的陶器,保持了许多与新石器时代相同的性质,比如陶质仍以夹砂红陶、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质陶仍属少数;器物普遍胎薄,表面磨光的仍占绝对优势;器型亦无明显变化,亦以陶罐、陶钵、陶盆等为主。综合而言,无论是陶泥的选取与处理,还是器物的整体风格,都呈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延续与传承。不过差异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烧造火候较高的陶器所占比例更大,且受热更显均匀。


    陶器烧造火候的高低,通常取决于烧窑。烧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到商周时期,长久的实践已使先民对烧窑的设计更趋合理,比如窑中设有双膛,使火焰与陶器得以分离等。设计得好的烧窑,能保证陶器受热匀称,使其不易变形或龟裂,且烧造出来的陶器火候相对更高,陶器质地亦由此更为坚实耐用。商周时期本境的陶器制作虽仍如前期一样均属手制,但已表现出烧造火候更高和受热更均匀的特征,这表明先民对烧窑的设计已具有相当经验。


    二是陶器的形制渐趋复杂,美观的同时也更为实用。


    在手工业范畴,制陶业的发展相对更为迅速,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制陶材料较为易得,几乎可以直接取自大自然;二是陶器多属生活用品,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这使经验更易转化为实践,实践又反过来深化了认识。如此良性循环,就使陶器的制作更趋先进,所制陶器也更为实用。从于本境南石柱岗子遗址采集到的陶器残片来看,商周时期的陶器已有了更多附件,最显眼的是鼓腹罐已有了环耳,使陶罐便于拎挂。带环耳的陶罐,省内其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出现,本境则至此方见,表现出了一贯的文化迟晚性。


    三是最显著的一点,即制陶的辅助工具陶拍得到了广泛应用。


    简单地说,陶拍是一种拍打工具,陶制、石制或骨制,以陶拍拍打在未经烧制的陶坯上,能使器体的胎质更为致密牢固,且又规整。从本境采集到的商周时期的陶器残片看,先民制陶仍多用泥条盘筑法,大致是将陶泥揉成泥条,由下向上一圈圈盘起,环筑成所需要的器型。用此法制成的陶器,内外壁通常会留有盘筑痕迹,于是往往将外壁通体磨光。陶拍出现后,先民就会以陶拍将陶坯拍实,使陶泥的接合处更为严密,也使整体更为坚实,然后再入窑烧制。这种拍打是随盘筑随进行的,于本境采集到的一只敛口罐显示,其腹部内壁也有陶拍拍打过的痕迹,应是在收口前就应用了陶拍。


    陶拍的应用,出发点是为了使器体更为紧致,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还取得了使器物外形更趋美观的效果。可能是为了避免拍打时陶拍与陶坯的粘连,先民就尝试在陶拍上缠绕绳索或者刻划纹饰,这样在拍打时就会于陶坯上拓下相应的花纹,或是粗细不同的绳纹,或是丰富多样的刻划纹,陶器外形的规整美观由此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种拓有掏拍印纹的陶器,在辽西、辽东和辽南地区的同期文化遗存中均有发现,表明了当时辽沈大地的先民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而且其所涉范围正在日益扩展。


    纵观商、周两代,东北地区的大气候并不安宁,后来活跃于东北舞台上的各民族的祖先,此时都在这片白山黑水间纵横驰骋,互相竞争,在缔造华夏古文明的同时,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动荡,各地的经济生产很可能会受到或多或少或长期或短暂的影响。不过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生产力与前期相较还是在前进,本境亦如此。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