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之后，至契丹建辽，其间600余年，华夏大地历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诸代，政权更迭之繁已堪称史上之最。东北地区之乱则又更甚一层，相继有高句丽、渤海国等地方割据政权活跃一时，致争战累年不息，使社会生产、文化发展处于低潮。这一大段纷乱岁月留给本境的历史印痕，是文化地缘得以初步形成，陆续与今北镇、营口、台安等地区建立了最初联系，铺垫了本境之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基础。

      西晋时地属安市（今营口境）

    房县于魏晋之后的失载，标志着本境自此将隶属于他县。据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1903-1982）先生考证，西晋时本境属“安市县西境”⁽¹⁰⁾。

     安市县始置于西汉，为辽东郡18个属县之一，并一直得到了沿用，在东汉及曹魏年间仍为其辽东郡属县之一。至西晋置辽东国时，也仍为其8个属县之一，本境属之。

     关于安市县的故址，考古学界虽屡有考证，却仍然众说纷纭：一是北汤池说，二是辽阳市说，三是凤凰城说，四是朝鲜清川江左岸说，五是朝鲜平壤市南龙岗北乌石说，六是海城市英城子说。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史载不详，二是由于不乏将西汉至晋的安市县，与唐代安市州相混淆者，致考证依据不同，结果亦现不同。

     时下较普遍的说法是，安市县城故址位于今营口大石桥市汤池镇英守沟村北；唐代安市州故址，位于今大石桥市汤池镇偏北的居民区。

     对于这两处古城址，杨洪琦（现就职于盘锦市文管办）、孙建军（现就职于葫芦岛市博物馆）曾于20世纪80年代多次对其进行实地考察，并于《地名丛刊》发表了题为《西汉安市县城位置考》的论证文章，亦得出了上述结论。

     该文显示，安市县故城址所在的大石桥市汤池镇英守沟村北古城遗址，当年位于一块高台地上，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宽约400米，文化层甚厚，最厚处可达2.5米，地表尚散布着很多遗物，其中汉代的“建筑板瓦和筒瓦甚多，瓦的规格较大，瓦外部为绳纹加抹沟纹，瓦内均为布纹。板瓦头部压有波浪纹。瓦当上的纹饰有鹿纹、卷云纹、兽纹等”。另外，“还在群众手里征集到大量的汉代货币、铜镜、铜镞及各种陶器”。“在地层的剖面处，明显呈现出灰坑和水井的遗迹”。与此同时，在位于大石桥市汤池镇偏北的居民区里的古城遗址内，却“没有发现任何汉代文物和遗迹。这证明唐代的安市州就在此地，辽代继续沿用”^（11）。

     也就是说，早在西晋之时，本境与营口地区就建立了隶属关系。如果从房县废置算起，这也是本境与周边地区所建立的史上第一个隶属关系。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本境与营口地区的关联还将得到进一步深化，两个地区之间的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也因此逐步深入，其程度之深，已使今人公认本境今辽东湾新区实际上延续的一直是营口地域文化。

      十六国时地属险渎（今台安境）

     仍据李文信先生考证，本境在十六国时期，“为前燕、前秦、后燕、北燕相继领有，为险渎县南境”^（12）。

     险渎县与安市县一样，亦始置于西汉，为西汉辽东郡18个属县之一。东汉时期则与房县一样，由辽东郡改隶辽东属国。魏晋之际，险渎县被撤。十六国时期，前燕袭西晋旧制，于辽海地区置辽东国，险渎县重被设立，为其13个属县之一。前秦时改辽东国为辽东郡，后燕、北燕亦因之，此时期辽东郡属县仍为13个，险渎县也仍为其中之一。本境于此期间由隶属安市县，转隶险渎县。

     关于险渎县城的故址，时下已被考订为今鞍山市台安县新开河镇孙家村。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宝兴先生对其论证如下——

    险渎县故址之所在，《清一统志》说：“险渎，辽东之西境，故城在锦州广宁府县东南。”《汉书·释地略》：“险渎在广宁府东南沙河。”《前汉地理图》：“置险渎于沙河近海处。”以上诸说均未能确指其地，大致是说险渎故址似在今盘山境或海边之地。考险渎县名称之由来，应是取之于其城所在自然环境而命名。险渎之意，可理解为川渎险要之地。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有意于险要沟河渡口、要路地方，置城设防，如是则当在辽河西岸，以险渎地形为线索，录求相应地理位置。

    《晋书·载记》说，慕容鱿与其弟仁相猜疑，“仁劝（慕容）昭举兵废皝，就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鱿使， 东归平郭”。按仁能事先理伏于险渎城，并能成功地截获鱿使，了解情报，证明险渎城位于东去平郭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当时昌黎或棘城东去平郭走陆路，险渎城当为必经之地，否则仁亦难于途中获杀鱿使。

    《资治通鉴》说：“（就）遣使按验，仁兵已至潢水。”亦可证明险渎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此地是辽西至辽南陆路上最近地点的交通要道。胡三省注：“潢水当在辽东郡险渎县。”所言极是。又《读史方舆纪要》说：“辽之三岔河即潢水，在险渎故界。”甚是。按今之辽河中下游，雨季皆为黄水，不限于三岔河为黄水。

    由前述得知，险渎城故址当位于：其一，辽河下游西岸；其二，辽东郡南境，东西渡口之处。符合上述条件者，唯今台安县城东南新开河乡孙家村汉魏晋城址，是省文物工作队于五十年代发现的。其城位于柳河、辽河之间，是东西交通上辽、柳二河的渡口之处，这里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险渎之意，故该城址应是辽东属国险县故城址无疑。^（13）

     险渎县城故址，即今台安县新开河镇孙家村的汉魏晋遗址，在台安县境东南，与本境沙岭镇相距甚近。从地理方位上讲，险渎县较之安市县与本境显然更具地缘优势。

     与险渎县的隶属关系，是本境自隶属安市县之后，与周边地区所建立的史上第二个隶属关系。此后本境虽与台安县再无正式的隶属关系，两地间的民间沟通却始终存在，尤以清代最为密切。时至今日，仍存本境北部之盘山县的民众性格与台安人很相似之说，其相似程度之深，已有如本境南部之辽东湾新区与营口地区所表现出的文化趋同性。

      隋唐时地属怀远（今北镇境）

     十六国、南北朝之乱后，大一统的隋帝国得以建立，短暂的37年后，又被唐帝国取代。在隋（581-618）、唐（618-907）两代共历的326年里，割据辽东（这里的“辽东”已为今意，指辽河以东地区，在本境是指今大辽河以东地区）的高句丽政权成为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收复失土，两代都曾屡征高句丽，然而结果却并不乐观。隋四征四败，致“终隋之世，不能有辽左之土……至辽东郡及通定镇，隋所创置，未能经久”；唐在六次东征之后终灭高句丽而“尽有辽地”，惜唐政府并未“即郡县其疆，而仅领之以羁縻州，于是渤海方强，遂略有高丽故地，辽水东西大半没于渤海。是有唐一代，辽东初没于高丽，继没于渤海。即辽西一隅亦不过置之屯戍，兼防契丹，未尝革其戎索之旧也”^（1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本境于各阶段之隶属关系的演变，实际上并无明确的文献记载，基本是源自考古学者检索相关史料的推断，尽管力求客观且已久历验证，却也不能确保其与史实的必然吻合。此刻能够断言的是且只是，在从魏晋至隋唐的纷乱岁月里，本境与周边地区经历了同样的历史情境，并在这共同的经历中形成了初步的文化地缘与文化共性。

     隋唐之际的辽西之地，也因此成为中央政权与辽东之高句丽地方割据政权的缓冲地带，战乱频仍而户口凋零，社会生产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均处于低迷之中。至唐中叶以后，“安史之乱”再度削弱了唐对辽东地区的有效统治，而契丹也在乘机频寇辽西，致辽河东西各地在此期间的建置变化无常且史载不详。时下根据李文信先生的考证，可知本境在隋唐两代均与“怀远县”密切相关。

     在《李文信考古文集（增订本）》之《辽宁省市县建置沿革》一章里，李文信先生这样写道，盘山县“隋为辽西郡怀远镇境地”，唐时地属“辽州西南境。收复辽东城后，改为辽州，属安东都护府。后为怀远县南境”^（15）。

     目前考古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怀远县之故城址，系今北镇市廖屯镇大亮甲村汉城遗址。所以言其为汉城遗址，是因为此城址亦是汉代之无虑县的故城址。

    无虑县与房县一样，亦始置于西汉，时为辽东郡18个属县之一。东汉时期房县划归辽东属国，而无虑县仍属辽东郡。魏晋之际废置，但故城仍存，隋初于原城置怀远县，与同期的辽西县、泸河县同隶燕郡（郡治在辽西县，今义县境）。隋炀帝大业七年（611），改燕郡为辽西郡，仍下领辽西、怀远、泸河三县。次年方置辽东郡和通定镇。 

    至唐，亦沿隋制而设怀远县，后改怀远守捉城。隋唐两代对怀远的利用方式很相似，历次东征均以此为屯军集粮之所，使之成隋唐东征的前沿重镇。

    汉之无虑城旧址发现于1962年。城址位于北镇市东南15公里的廖屯镇大亮甲村西北，坐落于黑鱼沟河东岸的台地上，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50米，占地面积7.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2米，分战国、两汉、辽金几个时代，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城址西部靠近黑鱼沟河东岸的区域，以及城址附近的沈屯村和北李屯村，还发现有十几座汉代砖室墓。根据考古发现，学术界已将其公认为汉代无虑县故城址^（16）。另外，目前已被考古界所认同的是，隋唐两代的怀远县，即在汉之无虑城旧址。

    这是本境与北镇建立的最初关联。对本境而言，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发展，历史上都与北镇有着深厚渊源，尤其在辽、金、元、明时期，此时的关联还仅是铺垫。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