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线篓是一种材质不同、形状各异的小笸箩，内装针头线脑、剪刀刮板等物，为早年间女红的必备用品之一。“女红”，亦为“女工”，旧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那是我们祖母时代的手工活计，渗透着早年的内房生活与母亲文化。

　　想起女红，就不能不对中国的妇女产生一种别样的敬意。普天下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从头上的围巾帽子、身上的内衣外氅、脚下的袜子鞋子，到床上的被子枕套、室内的饰品帘幔，浩浩如此之多的物件，均来自她们的一针一线，密密地缝缀，精巧地穿连，该是多么恢宏的一项工程。

　　在5000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纺织和服饰从来都是两朵艳丽的奇葩，盛开在小小的针线篓里，于时间的封尘中透着嫣红的光。从养蚕栽棉，到纺纱织布；从穿针引线，到缝衣制服，不起眼的针线篓在历史的洪流里，演绎着人类文明辉煌的进程。

　　据考古发现，距今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学会了磨制骨针，而且达到非常精致的程度，其针身细而滑，针尖锐利，他们用骨针缝缀兽皮，使人类因防寒能力的增强，而扩张了生存领域；距今7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人已会使用纺轮等器具；在距今4000多年前太湖流域的良诸文化遗址中，则出现了麻线、绸片、丝带等原始纺织品。这些女红及其用品的雏形，并不曾装进今日的针线篓里，但是今日的针线篓，却绝对来源于它们的次第出现。

　　我国是一个脱胎于乡土的国家，数千年来，树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女子从小学习描花刺绣，纺纱织布，裁衣缝纫。特别是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均是“德、言、容、工”，其中的“工”即为女红活计，因此使之铺天盖地的发展开来。随着时光的流逝，机械化替代了手工活，原本女红必备的用具，如剪刀熨斗绕线板、针锥刮板喷水壶、绣花棚架、顶针量具等，均与针线篓一样，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而人们生活环境的渐次更新，又使之在母亲满眼的留恋里，被我们漫不经心地随手丢弃。

　　针线篓在人们生活中的大量隐踪，最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那已经是我们母亲的时代。

　　母亲的针线篓是自己糊制的，由8片纺锤形的纸壳组成。先用针线一片片连起，缀上圆圆的底，并在底沿和口沿镶上一条滚边，再用花花绿绿的烟盒——那时的烟盒有大生产、红梅，好像还有良友——将里外罩面，放在阳光下晒干。而后，把早已磨得发光的或铝制或铜制或骨制的顶针，以及用精细花布缝制的蜜线口袋、柔软皮尺、鲜艳布头、小巧剪刀，还有五颜六色或棉或丝的缠线板，统统装进去。这个时候的针线篓，就那么饱满地躲在已是铺了地板革的火炕一角，谦逊得宛若一只乖巧的猫。

　　而今针线篓之所以重新走进我们的视野，起源于收藏界对其态度的转变。在前些年，女红用品收藏并不受重视，人们将这些物品当作杂件中的杂件。然而针线篓毕竟伴随中华文明几千年，与中国深厚的社会文化一脉相承，最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眼球，以致对其争相收藏，布置于书房案几，屡屡抚玩并发思古之悠情。

　　针线篓，不仅能唤起我们对中国女红久远的回忆，更能让我们以一颗成熟的心，来深层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以及母亲那满心的怀念。毕竟，迟到的欣赏，亦胜于无。

　　图片里的这只针线篓虽称不上美观，但比较典型。很多事物都是因为普通，进而普及，进而典型。这是在并算不得遥远的针线时代，曾经遍布于千家万户的一种极为常见的针线篓。

——选自《盘锦民俗》  王永恒，曹路主编；郝国平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