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的边防设施，主要是边墙、边堡、边墩与边台。边墙用于阻隔边外少数民族的进入；边堡驻有重兵，用于保障边墙沿线的安全；边墩与边台设有士卒，嘹守情况并发布或传递警情。辽东镇的所辖，含“东至鸭绿江五百三十里，西至山海关一千五十里……南至旅顺海口七百三十里……北至开原三百四十里”⁽¹⁾的大片区域，域内即蜿蜒着边墙，边墙沿线基本是30里一堡，10里一墩，5里一台，防边设施十分繁密。地属辽东镇的本境亦是如此，平坦的下辽河平原上空前耸起了密集的人为建筑，并成为本境历时最为久远的文明古迹。
       

 辽东边墙于境内两进两出

　　朱明政权对元代的取代，并非以瓦解其全部势力为基础，尚有部分蒙古贵族得以逃回旧地，并试图恢复往日荣光，明廷屡次深入草原，试图剪除其残余势力，但结果令人失望。耗费巨大且无成效的扩张主义受到朝野非议，明政府转而推行消极的边疆政策，试图以退守来寻求稳定与和平。接下来建州女真逐渐强大，不断南下犯边掳掠，使边地居民“不敢耕牧，遂致田野荒芜，边储虚耗，仰给京运”⁽²⁾。明廷于是决意在辽东地区修筑边墙以加强防御。筑边事务从正统七年（1442）开始筹备，后来的增筑与修缮则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

　　辽东边墙西起山海关外的吾名口（今绥中境），迤逦深入到辽东腹地，北部直抵开原，再转而东南行走，迄于鸭绿江畔的江沿台（今宽甸境），全长860余公里。按其地理位置和修筑年代的不同，大致可分三部分：筑于永乐年间的辽河套边墙，筑于正统年间的辽河西部边墙，筑于成化至万历年间的辽河东部边墙。三段边墙彼此相连，构成了一道人为屏障，将辽东大部地区圈于边内。

　　本境辽东边墙系辽河西部边墙的一部分，始修于正统二年（1437），由时任监军都御史王翱、辽东都司定辽前卫指挥佥事毕恭倡议并指挥设计修筑。

　　辽河西部边墙全长430余公里，整体走势呈“U”字形，本境这部分属其左段，全长59公里，于境内两进两出：从西北方的北镇过来，于盘山县胡家镇黑于村进入本境，到太平镇过绕阳河，经得胜镇镇四台子村向西南延伸，过得胜村、二台子村，抵高升镇（明镇武堡城），再经高升镇东三台子村进入鞍山市台安县境；然后经台安县西南部的四台子村出境，再次进入本境，往东南抵达盘山县沙岭镇（明西平堡城）。接下来继续向西南行走，经古城子镇古城子村（明西宁堡城）直抵三岔关，最后由三岔关过辽河，进入鞍山市海城县镜。

　　此边墙遗址发现于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当年保存相对完好的是大荒至高升一段，长约五六公里，其残墙仍高出周边地表1米多；其次是高升东三台子村的一段，虽长度不足2公里，却仍于地表有明显暴露；再次是三岔关一线，尽管已看不出边墙模样，却也仍为高台地。余者有的已被推土机推平而辟为农田，有的已被当地人就势筑成路堤，使之成为道路，辽东边墙因此被沿途村屯年长者俗称为“老边道”。又由于边墙外围通常还挖有壕堑，注上水，以使边墙更难跨越，故而本境居民也多将其称为“边壕”。

　　成书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盘山县志》对辽东边墙于本境的走向有着翔实记载，其描述与今天的考古发现相符。这说明至迟在民国二十三年之际，此段边墙尚保留有相对完好的残迹，以至于可以让人对其走向一目了然。

　　作为一种重要的防御性军事工程，辽东边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长城，为明长城的一部分，“边墙”只是其别称。辽东边墙的修筑，也延续了明长城的传统方法，即就地取材。整个边墙主要有砖、土、石三种结构。本境无山无石，取土却颇为方便，遂以夯土筑之，称“夯土墙”，通高4米，收顶1米。

　　为加强边墙的卫戍作用，沿边地区还素有“烧荒”之习，即每年都要把边外近地的野草烧光，目的在于开拓视野，防止夷人兵马恃草隐蔽近逼，也就是所谓的坚壁清野。唐代防契丹时曾用此策，明沿之。不过从《辽东志》的描述可知，明时的烧荒已不仅是一项因循的军事行动，还是一项与边外各部族联络感情并借机展示朝廷恩威的例行之举——

　　每年冬月草枯之际，镇守总兵官即会同各路副参、游击、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军官，“遵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兵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侦察兵）分投哨探，放火沿烧，野草尽绝”。事毕，会有“夷人精锐至营外求见”，通事（翻译官）引入拜见后，明将官“量给酒肉”。然后明军回兵人边，“兵马各令附近屯堡休息存留”。此时又会有夷人平民“携妇女老幼入关门投见”，明将官会示意通事向其“宣布朝廷恩威，地方利害”，并赐其“卓面、酒肉、盐米、针布、胭粉、靴袜之类”。如有大头领前来，或者有报事之人来见，亦会赏其“牛羊、缎袄、银牌之类，赏毕夷人出境”。明军各路兵马当日“俱在边宿歇，次日归城”⁽³⁾。

　　边墙的设置，不仅用于阻隔边外少数民族的进入，同时还禁止边内军民去到边外，越边者会遭罪治，即所谓“外禁”：“辽边四壁近虏，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人图其利，往往逾境而取之，多为虏所害。我太祖高皇帝作大明律，特书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之条，军民违犯及守边官故纵者，皆从重治。”⁽⁴⁾

　　辛苦筑就并严密防范的辽东边墙，是明代边疆收缩政策的一个体现，若干年中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续南下，保证了明廷于辽东地区行使皇权的彻底性，并使边内居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对地方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边墙沿线及腹里诸堡城

　　作为明代辽东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堡城是用以屯兵卫戍的军事城堡，均筑于边墙内侧，各负责一段边墙及其所属墩台的防务事宜。整个辽东边墙沿线计有堡城98座，其中中路广宁卫堡城计有10座，本境3座沿边堡城即镇武堡、西平堡、西宁堡，均属之。

　 　
    镇武堡——
    
    原额官军583员名。嘉靖四十二年（1563）抚按题准添设游击一员，调拨各城堡官军2500名，分驻五堡：镇武堡996员名，盘山驿300名，西兴堡400名，西平堡400名，西宁堡400名，俱属管辖。“本堡南翟官屯可屯兵，堡西腰站可按伏，邢百户南空通贼道路，广宁城兵马可为策应”⁽⁵⁾。镇武堡游击将军的添设，主要原因在于三岔河至盘山驿一带“切近虏穴”，如坚守镇武，则虏不得至广宁。这使镇武堡成为更为紧要的堡城，西平堡、西宁堡、盘山驿，以及今台安境的西兴堡，均听其统摄。

　　镇武堡旧址发现于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位于今盘山县高升镇高升村和南关村之间。堡址呈长方形，南北长500米，东西宽750米，设东西二门，有护城河。城区高出周围地表3米多，曾出土明宣德年间的铜炮1门（上有“8字玖拾柒号”铭文）、铜铳1枚、火药蒺藜罐70多个。暴露于地表的遗物较多，有瓷器残片、大青砖、布纹板瓦、布纹筒瓦等，以大青砖为最多。另有石碑、抱鼓石、柱础石、石槽、石磨盘等多件石制品。现城址内有两个村委会。

　　
    西平堡——

　　原额官军607员名。嘉靖三十八年（1559）抚按题准添设备御官一员，调拨海州城军士400名，共1007员名。“堡南地势平漫临境，堡东南高墩铺可按伏，小河口空通贼道路，海州城兵马可为策应”⁽⁶⁾。据《明神宗实录》卷61记载，万历五年（1577）四月，西平堡曾因“失事”而治罪将领，本堡备御柯万遭谪戍，镇武堡游击苏国赋降二级用。
   
  西平堡旧址发现于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堡址呈正方形，边长600米，地势中间高，向四周缓低。堡内文化层深1-3米，曾出土铁刀、铁剑等兵器及大型石臼等生活用具。另有青砖、布纹瓦、石条等建筑构件散落于地表，为数甚丰，尤以青砖为厚，向地下深掘3米左右即可见其残件。现有盘山县沙岭镇沙岭村、三河村坐落其中。堡西约50米处存古井一口，井壁以杂石砌筑，井口以石磨盘凿圆孔当盖，井深20余米。今已枯。

　　西宁堡——

　　官军381员名。“堡东布花堡可屯兵，堡西河湾空可按伏，高墩空铺通贼道路，海州城兵马可为策应。”⁽⁷⁾
　　西宁堡旧址亦发现于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堡址为正方形，边长500米，设东、西、南三门。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曾于地下3米处挖出西宁堡南城门基础，为大石条砌基，上垒大青砖；西城门门楼上早年尚存石刻横额一幅，上书“西宁堡灵远门”，今已不存。现堡内为盘山县古城子镇古城子村居民区，民房林立，阡陌纵横。

　　上述三处边堡均属“镇武堡游击地方”。该地方所辖镇堡计有四座，另一座为西兴堡，位于今鞍山市台安县境。四座镇堡均坐落于边墙沿线，“自镇武堡西界起，至西宁堡东界止，共土墙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二丈五尺，计路一百五里”。镇武堡等四座边堡，及其所领53座墩台和所属边墙的戍守官军，总计5009名⁽⁸⁾。四堡的兵备事务自嘉靖壬戌（1562）起，由主理马政的辽东行太仆寺少卿兼管。

　　从吏科给事郑大经于隆庆元年（1567）八月上奏朝廷的《奉命赏蓟军还条上辽东十事疏》可知，四座边堡均隶镇武堡游击地方，亦存有不利之处：“镇武、西兴、西宁二百余里，一线之路，辽之咽喉也，旧隶海盖参将，近以镇武堡置游击一人，西宁、西兴悉隶焉。然道远应援不及，宜以西宁、西平二堡割属海盖参将，有急而与游击互援便。”此提议经兵户二部议，被准，本境也因此分属两卫。

　　本境三座边堡，包括邻近的西兴堡，其卫戍官兵的生活应该很困难，以至于被称为“贫军”。郑大经在此份奏疏中共陈十事，上事之外，还有一件“恤贫军”亦针对本境各堡，言：“镇武、西平、西兴、西宁四堡，迫近虏境，又会岁歉，斗米二钱，人不聊生。自今每年月粮请上半年给本色，下半年给折色。”⁽⁹⁾此请议后亦被准，并迅速被仿效。《明穆宗实录》卷14载，隆庆元年（1567）十一月，即有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上疏，“言宁远前屯一带军士频年苦虏，请移文户部，如镇武堡例，各军准给本色月粮半年”，以示优抚。上从其言。
　　

　　边墙沿线之外，本境西南部的腹里地区亦有边堡两座。

　　

　　铁场堡——
       

　　位于今大洼县田家镇境，俗称“大堡子”或“黑风关”。《盘山县志》对此堡有如下记载：“铁场堡，在县城南三十里第四区管界大铁厂堡（简称大堡子），城周围二里八十步，东西门二，今已圯。遗址犹存。相传系高丽所筑，明设铁场百户所于此，清废之，设泛焉，后复废。《明史》：天启二年（1622）西平堡之役，守堡俞鸿渐率兵民以堡往降于清。”⁽¹⁰⁾

　　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之际，铁场堡四至尚较清晰，个别地段仍存高出地表1米左右的残墙基。城区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甬路。堡内地表尚遍布青花瓷、酱釉瓷和陶器残片，以及青砖和条石残块，虽历几百年风雨侵蚀，部分青砖仍有白灰牢固的附着其上，呈现着被白灰抹过的痕迹。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有当地居民反映，至迟在民国时期，铁场堡西侧50米处尚有潮沟一条，潮起时沟满壕平，船只可直通辽东湾。今潮沟已淤为沃壤，辟为稻田。

　　西安堡——

　　位于今大洼县西安镇桑林子管区，俗称“桑林子堡”。

　　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该堡尚存城墙残基，并可见约略四至，为长方形，东西长220米，南北宽150米。城内地表高出城外1.2米，并散布着大量青砖、布纹瓦、青花瓷的残片。现城址内有民宅，城南和城北均为稻田。

      关于西安堡，史载甚少，仅于《明熹宗实录》卷9中获知这样一条信息：天启元年（1621）四月，即西平堡战役前10个月，西安堡游击王牧民曾向朝廷具禀，称：“近因辽沈失陷，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杀掳之惨，言之酸心，止存河西一线之路耳。人知大路有三岔河，险阻可保，而不知边外水分数流，虏马易渡......且正安堡等六堡单弱极矣，边长一百八十余里，系广宁北门锁钥，边外乃诸夷牧马之地，目视垂涎，闻河东失陷，必拥众要挟，堡中无兵，库中乏饷，危在旦夕。本职受恩十世，惟矢心以报朝廷，伏望速为议兵处赏，防守各堡羁縻款夷，以救河西生灵。

　　铁场堡与西安堡均属海防城堡。

　　明末人士陈仁锡在其所著《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中表述，辽东“海防西起杏山、顾家山台，东至三岔河西岸，迂回曲折四百五十里，通船海口一十三处，嘹倭台架二十七座，道属滨海近边，冲繁称最者锦、义、正安、镇武四处”。《清康熙实录》中亦有述：“自牛庄，由三岔河，南至盖州、复州、金州、旅顺，转而东至红嘴、归复、黄骨岛、凤凰城、镇江、鸭绿江口，皆明季昔日海防。”永乐初年，由于倭寇频繁活动于辽东沿海，既直接威胁到海运船只的安全，且时常登陆掠扰地方，明廷遂令辽东都司加强沿海防御，于缘边构筑海防城堡、烟墩，一堡辖十数墩，其密度以南端的金州为最，向北逐渐缓和，遇有警情，墩台传至城堡，城堡再传至所城及卫城。

　　本境边堡的构筑方式不同于边墙，而是已属砖石结构。城墙以长石条铺垫基础，墙体以青砖垒砌内外两层，中间再填土夯实。因此故，这些古边堡给本境居民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甚至得说是至今都还清晰可见的：当地很多居民都会利用边堡残砖来砌筑居所、院墙、院中甬路，乃至猪圈，以至于时下仍可于边堡遗址所在地的大多民宅里，发现明代大青砖的影子，且多数村民均知其来历。

　　镇武堡附近则尚存明代残碑一座，当地人称“得胜碑”。此碑系用两块方正的长方形石板拼合而成，一块为碑首与部分碑身，另一块全为碑身，通高3.63米，宽1.15米。民国四年（1915），此碑被洪水冲倒，中折，后请石匠重新连接，照旧竖立，并于背面新刻“中华民国七年旧历四月重立”字样。此碑原刻文字则显然已被铲掉很多，余者也已磨损得不能辨识，仅就其字迹残痕推测，当属纪功碑。

　　关于此碑的来历，历来众说纷纭，总归有四：一说是唐王东征时所立的纪胜碑；二说是西平堡战役后，后金军所立的纪胜碑；三说是西平堡战役后，为明将刘渠所立的纪念碑；四说是嘉靖四十三年为镇武堡游击杨维藩所立的纪念碑。种种说法均不确实。后据张士尊先生考证，此碑确属纪功碑，立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八月，系为纪念时任辽东总兵官董一元的“镇武大捷”所立。

      据《明史》卷二三九《董一元传》记载，董一元为“宣府前卫人。其父董旸、其兄董一奎均为北方名将。嘉靖时期，董一元任蓟镇游击将军。蒙古土蛮等部万余骑进犯一片石，明军抵御，董一元功最多。后为昌平、宣府、蓟州总兵”。辽东总兵李成梁去职后，相继代以杨绍勋等人，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董一元被任命为辽东总兵。次年二月，董一元即取得了“镇武大捷”，斩获进犯“达贼”首级540余，并“生擒莽吉唤气，大酋伯言把兔被伤而死”。当年八月，万历皇帝即遣臣“祭告郊庙”，并修建了记功碑。原为双碑，一碑书“大虏就歼处”，另一碑书“镇武捷功记”，后者刻有“诸将姓名甚多，而大半上钉剜灭之”，或许是“军卒恶之”所致。当年双碑均“筑砖作屋”以庇之。今已仅存一碑，现仍立于盘山县得胜镇得胜村，其村、镇的“得胜”二字均由此碑而来。

　　在张士尊先生考证确凿之前，人们普遍认同此碑系杨维藩的纪功碑。杨维藩，“前屯卫人，都督杨镇次子，随父屡经战阵……防御有略，虏不敢窥边。嘉靖甲子，擢升广宁镇武堡游击，锐然以功名自许，枕戈倚剑，治兵益励。抚按嘉其威望，拟荐大用。乙丑五月九日，虏三千余骑猝犯镇武，维藩兵不满千，阻战于莲子湖台，手刃数贼虏，愤击，面中三刃，剜其左目，剽其手指，援至，藩已死矣。事闻，诏赠都督佥事，升世袭三级，立祠致祭……”^（11）为杨维藩所立之祠所在何方，则今已无从可考。

       四十六座墩台铺满境域大半

　　边堡以下的防御设施，为边墩、边台，即俗称的“烽火台”。其性质是设于边境，置兵戍守，用以瞭望敌情，传递消息，遇敌入犯，夜则举火放炮，日则烧烟扯旗，传相递警。墩台多筑于边墙沿线，分属于沿边各堡。辽东都司25卫、2州，边墩总计1067座^（12），其中本境3座边堡共领37座。

　　镇武堡所领边墩15座，为“邢百户北空台，邢百户小台，邢百户大台，御虏五台，邢百户南空台，莲子湖大台，莲子湖西小台，邢百户南中台，陡砍湖台，御虏四台，莲子湖西空台，御虏三台，御虏二台，莲子湖东空台，御虏一台”。

　　西平堡所领边墩13座，为“杀虎沟台，石桥台，中湖台，平湖台，刘官山台，柳河台，小柳河台，浮桥湾台，平山台，大河口台，堡后台，新柳河口台，大河口新台”。

　　西宁堡所领边墩9座，为“高墩台，清虏台，袁家庄台，河湾台，王家庄台，珠子河台，燕子窝台，镇虏台，西宁台”。

　　这些边墩与其各自所属边堡一样，均系“镇武堡游击地方”的卫戍设施。该地方所属4座边堡，共领边墩53座，本境的37座之外，尚有16座属今台安县境的西兴堡所领。53座边台的瞭守官军总额120名^（13）。
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于镇武堡附近（今盘山县高升镇

境）发现墩台遗址10处，于西平堡附近（今盘山县沙岭镇境）发现烽火台遗址8处，于西宁堡附近（今盘山县古城子镇境）发现烽火台遗址7处。计25处。余者均已无存。

　　修纂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盘山县志》记载了10座墩台，其中较具代表性者有三——
     

　　长春台：“在县城西十二里，第五区管界，小东洼村东，建筑年代不可考，今台已圮，残砖碎瓦高约八九尺，周约十余丈，不论何时，每当晨日初升之际遥望之，云雾弥漫缭绕台之四周，有若春气氤氲蒸蒸而上，故村人以此名之。”长春台已在1982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位于今双台子区双盛街道谷家村，今名“谷家烽火台”，确系明墩台。
 

　　三台子：“在县城东北四十七里，第八区管界，三台子村北。以砖和石灰砌成，高四丈，圆十二丈，巅生榆树一株，甚茂。建筑年代无可考。或曰台靠明边，系明代所筑，说亦近理。”“（本境）沿边台址颇多，遗迹犹在，（民国二十三年之际）境内岿然独存者，仅三台子北一台而已。”三台子当属本境保留得最为久远的明边墩，直至1958年才被当地村民拆除。该台遗址也已在1982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在今盘山县德胜镇德胜村，称“三台子烽火台”。
     

　　高台子：“在县城西北六十五里，第七区管界，小龙湾村西南，台高四丈，圆十二丈，东面有门，可入内，设阶梯可登巅之，南北各置门一。修筑年代未详，以其近于明边，疑为明代所筑。”此处对明边墩的内部构造进行了罕见而难得的精确描述，惜该台业已倾圮净尽，以至于迄今未能确定其确切位置，仅疑在今盘山县胡家镇一带。
     

　　还有一些墩台，已在岁月流转中被河水淹没，仅《盘山县志》中就透露有三：“双台子（本境双台子河、双台子镇、双台子区均因之得名），在县街河（即双台子河）南沿，相传系明防海所筑，今数十年前被水冲刷于河内，遗址无存”；“朱仙台，在县城西十五里，第五区管界任家屯南河沿。相传亦明防海所筑，台圮，土人就其遗址塑朱衣神像，故名。今已冲落河中”^（14）。
       

　　目前本境发现的46处烽火台遗址，绝大多数分布于边墙沿线，仅有9处散落于西南部的腹里内地，即今大洼县境，其中平安镇、榆树镇各2处，新兴镇、西安镇、王家镇、大洼镇、唐家镇各1处。据《辽东志》记载，广宁地方置有“腹里接火墩三十六座，嘹守官军一百六十一员

名”^（15）。散布于本境西南部沿海地区的这9处墩台，即当属“腹里接火墩”之列，它们排列成半圆形，将铁场堡和桑林子堡环绕于内。
     

　　需要指出的是，这46处烽火台遗迹应包含部分“路台”，而非尽属“边台”。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边台大多设于沿边，路台设于驿路之畔，而本境驿路与边墙走向基本相同；二是路台与边台的建筑形式亦较为相近，均以石条砌筑基础，上以青砖垒起内外两层砖皮，再于内填土夯实，这种墙有一定的承载能力，但对风雨侵蚀的耐受力相对较差，故而无论路台还是边台，今已仅存基础或夯土层。这使今人已很难将两者精确分辨，只好以“烽火台遗址”统称之。不过，物质的痕迹虽已被岁月抹去，历史的印痕却还深深拓在这片土地上，表现之一是本境的辽东边墙沿线，至今还保留着众多因墩台而命名的地名，如二台子、三台子、四台子、九台子，以及兴隆台和双台子等。
    　

三岔关及明末西平堡战役
  

    作为两个地理名词，“三岔河”与“三岔关”以其紧要的地理位置而格外与众不同，其中“三岔河”早在隋唐东征之际就已被史籍记取，堪称本境最具历史意义的地理名词之一。至明代，“三岔河”与“三岔关”更是频被提及，并借西平堡战役而永留史册。
     

　　三岔关是明代辽东边墙沿线的关城之一，坐落于三岔河。
  

　　三岔河为辽河（今外辽河）、浑河、太子河三河汇流处，中分辽地，其右曰河东，其左曰河西；河东有辽阳城，河西有广宁城。三岔河系沟通东西之咽喉，冬季冰坚，人马可行；夏季水融，则搭造浮桥。同时，三岔河上通辽河、浑河、太子河，下联河口而通于海，明时山东之饷辽者，必取道海上，入河口至三岔河，再由三岔河入路河，以达广宁，或者将物资统卸于三岔河，再转运河之东西。

　　如此地利使然，三岔河在有明一代向来被视为辽东镇之全镇要害。早自成化十二年（1472）起即造“辽东浮桥”，于三岔河“岁用苇缆大船三十只为梁，专委指挥或千百户一员把截”，并“遣兵护守，有警则东西声势相连”^（16）。后于东西两岸又各筑一座关城，称“三岔关”，俨然一扇对开的大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过河关城的防御格局。
     

　　关城是辽东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筑于边墙沿线的出入孔道，城内屯兵把关并控制人员进出。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辽东边墙沿线共有关城13座，其中2座建于边墙之内，称“内关”，余者均建于边墙沿线，称“边关”。三岔关为11座边关之一，其西城旧址在今盘山县古城子镇境，早已被改道的浑河冲毁而淹没于河水之中，地表遗迹无存。
     

　　后来的事情表明，尽管明廷对三岔关给予了足够重视，也属实建设了相应的防御设施，但仍未能阻挡后金的挺进。对明清相争之局势具有拐点意义的西平堡战役，即发生于此。
     

　　当迅速崛起的后金不再满足隅于一角，即开始挑战明政权且极富成效，很快就拿下了开原、铁岭，再举攻破了沈阳、辽阳。明廷京师之“肩背”由此被砍掉大半，遂产生了大厦将倾之感，进而将守卫辽西视为此时此刻的首要国事。明与后金都清楚，辽西事情的关键在于广宁，广宁的得失则在于三岔，遂双方都将兵力部署到了三岔河附近：明廷欲死守三岔关，后金则欲以此为突破口。于是战事一触即发。
     

　　关于此战经过，《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记载如下——
     

　　（明天启二年即1622年）正月十八日，帝（努尔哈赤）率诸王臣征取广宁。二十日至辽河，防河兵见势不可当，遂走。前哨健卒追杀二十里外至西平堡，遂围之。二十一日，招城守副将罗一贯，不降，布战车、云梯攻之，四面兵皆溃，乃下。一贯及兵一万俱杀之。

　　（见西平堡事急）大明总兵刘渠、祁秉忠、李秉诚，副将刘微、鲍承先，参将黑云鹤、麻承宗、祖大寿，游击罗万言、李茂春等，领兵三万乘机急来战，我兵不暇布阵，即分投杀入，大明兵势不能支，遂溃走。我兵乘胜追杀五十里至平洋桥，总兵官刘渠、祁秉忠，及副参等官全军覆没，惟李秉诚、鲍承先、祖大寿、罗万言走脱。时天已晚，帝收 兵回西平堡宿。^（17）
     

　　迄今未明何人所撰、原题仅为“洋滨野史初辑”的《建州私志》，对此战亦有叙述，且由于系出明人之手，对上述内容颇具补充性，可使今人对战时状况生成一个整体了解——
     

　　（明天启）二年正月，建兵渡三岔河，逼西平堡，广宁参政高邦佐冠带叩阙自缢。罗一贯坚守一日夜，虏兵被炮击，死者甚众。将解围，复犯镇武，总兵刘渠方集阵，有先锋孙得功，乃王化贞所任为心腹者，推之当先，未及战，得功呼曰：“兵败矣！”率所部走，渠略阵马蹶，被杀。祁秉忠扶病上马，中箭死。李永芳复环攻西平，城陷。一贯自刎。
     　

　　得功走入广宁，疾呼军民宜早剃发降，一城哄然，争夺门走。化贞股栗不知所为，策马出城，几为所获。西将江朝栋护之得出。得功遂据城叛附。广宁既溃，前化贞所招降虏大肆杀掠，逃军和之，难民西奔者弃幼小于途，蹂践死者相望。化贞从散骑闾阳，适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贞向廷弼哭。廷弼曰：“六万军荡平辽阳如何。”化贞惭，因商困守广宁之计。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绐算，战不撤广宁，兵于镇武，当无今日。此时兵溃之势，谁与为守？惟有护百万生灵入关，勿以资贼足矣。”乃整众西行。^（18）
     

　　西平堡之役是一场惨烈的血战，有双方士卒3万余人丧生于此，到40多年后的清康熙年间，旧战场的沙草间还仍然白骨纵横。据王一元所著《辽左见闻录》记载，当年有个法名心月的和尚，曾募集资金雇人捡拾地表骸骨，明明骨已捡完，雨后却复累累遍野，以至于将近数年工夫，每天不下数十人寒暑无间地捡拾，始将遗骸捡尽，分别制冢掩埋。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考古工作者于今沙岭镇境内确定了西平堡遗址，并于其城南发现了以青砖、白灰砌筑的明墓葬多座。
     

　　西平堡的惨败，王化贞的弃广宁而逃，使明政府为守卫辽西所做的呕心沥血之努力，全付之东流。自此，本境与辽东大部地区一起归于后金统治之下。也就是说，本章所述内容实际上止于1622年，与清军入关以及明政府正式灭亡的1644年，相隔22年。
     

辽东苑马寺草场之高平苑
     

　　作为九边之首，辽东在有明一代防御任务最重，意外状况最多，导致操骑马（即战马）的使用量和损耗量都很大。为保障操骑马的足额供应（原额46068匹）和即时补充，明代于建国之初即相继于辽东设置了两个马政机构：一是设于洪武三十年（1397）的辽东行太仆寺，掌管各卫所营堡的马政事务，如按时督察官马烙印、挂掌等事，以及每年春秋两季检查马匹的增加或损耗等；二是设于永乐四年（1406）的辽东苑马寺，专门掌管设苑养马事宜，所养之马可堪操骑者拨给无马官军，不堪者拨给驿站和递运所使用。
     

　　接下来的历代明帝也都对辽东马政十分重视，然而其结果却不容乐观，到后来这两个马政机构都已是诸务废弛，官为虚设。辽东行太仆寺因此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春三月，奉敕徙置于本境西平堡，由主理全辽马政而“兼管西兴、西宁、西平、镇武等堡兵备事务”了^（19）；辽东苑马寺的所领监苑则在逐年缩减，所养马匹更是日益减少，早在宣德年间（1426-1435）即被动议裁革，兵部议后未准。之后为增加马匹存栏做了各种努力，状况有所恢复，不过好景未长，到万历年间（1573-1620）辽东的地产马匹已少而又少了。
     

　　事实是，终明一代，辽东地产马匹不仅在数量上不敷支用，品质上也不堪使用，充做驿畜尚可，当作操骑马则是勉为其难了，这使明廷始终在为辽东外购马匹。时境外能为辽东提供马匹者有三：东邻朝鲜、东北的女真各部、西北的蒙古各部，其交易方式或以茶、盐，或以互市，或以价银。明政府为辽东防务所耗心血和钱粮实在无法计数。
       

　　辽东马政的整体状况如此，高平苑的湮没无闻也就可以理解了。
       

　　高平苑是辽东苑马寺下设的孳牧（繁殖牧养）马场之一。
       

　　苑马寺在全国各地均有设置，是隶属兵部的一个三级机构，分寺、监、苑三级：“每寺辖六监，每监管四苑，共二十四苑。各有其拨定之草场、水泉，地方坐落，四至分明。苑分上、中、下三级，各养马万匹、七千、四千不等。每寺设卿一人为长官，少卿一人和寺丞若干佐之，掌管六监二十四苑之马政”。^⑳各苑设“围长”一员；苑中孳牧马匹之人均属军籍。
       

　　辽东苑马寺辖升平、新吕、辽河、长平、安市、永宁6监。升平监领甘泉、安山、河阴、古城4苑，新吕监领夹河、龙台、耀州、驼山4苑，辽河监领黄山、沙河、马鞍、石城4苑，长平监领平川、新安、广安、平山4苑，安市监领南丰、高平、长川、名山4苑，永宁监领复州、龙潭、清河、深河4苑。后陆续裁去5监、22苑，“年月无稽，苑址莫考”^（21）。
       

　　安市监所领高平苑，即在这不知荒废于何年的22苑当中。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之际，已知其旧址在今绕阳河与西沙河之间地带，横跨盘锦与北镇两市。
       

　　据负责此次文物普查的盘锦市文管办主任杨洪琦介绍，高平苑当年应筑有围墙，这既为保证其四至分明，亦为防止邻近屯垦士兵及当地农民对草场的盗耕蚕食。苑墙的构筑方式与辽东边墙同，亦属夯土墙，筑于边墙内侧，且北面借助于边墙，与其相扣呈“U”字形。其轮廓今仍依稀而见——
     

　　东部起点在本境盘山县大荒镇四台子与三台子之间的辽东边墙上，然后西南行走，经得胜镇得胜村、三道村、后鸭子厂村，过陈家镇后腰村，再拐向西北，经太平镇张家村过绕阳河，进入胡家镇境，取道田家村、刘家村、黑鱼村，过西沙河进入北镇市境。接下来西北方向行走，呈慢弧形向辽东边墙逐步趋近，过赵屯镇，入青堆子镇，并在此与辽东边墙会拢。整个走势呈半椭圆形，全长约43公里（见图上4-1）
     

　　其中得胜镇得胜村至后鸭子厂村的一段，长约5000余米，现为柏油村路，宽约5米，高出周围地表1米左右；胡家镇黑鱼村内的一段，现为农用道，宽约4米，与周围地表持平；黑鱼村边缘的西沙河一段，现为防洪堤坝，仍可见夯土墙痕迹。西沙河河床上也还暴露有一段苑墙，高出周围地表0.5米至1米，宽约3米，早所即被村民当作“老边道”且一直沿用至今，冬天河枯以及夏天河水干涸之际，当地村民多经此道去北镇。
     

　　从《全辽志》所列的“平川等一十二苑草场顷亩四至”中可知，这12苑中以高平苑的草场面积最大，为550顷43亩，约合36.7平方千米^（22）。不曾精确勘察这段长约43公里围墙所圈之地的具体面积，只是做了一个粗略估计：若当其为正方形来计算，面积是46.2平方千米，鉴于其为半椭圆形，故而实际面积要小于46.2平方千米，即与36.7平方千米的数值相近。这是判断其为高平苑旧址的重要依据之一。
     

　　重要依据之二，在于苑墙沿线各村屯中的年长者，均一致认为这块被“边墙”围起来的地方，古时是官方养马的所在，不约而同，又各有依据。胡家镇田家村的赵福庆老人说，绕阳河与西沙河之间地势平坦，水草丰富，水源充足，古时候就是牧马场，解放后也还在此设过畜牧场；黑鱼村的孙世权老人说，儿时曾听老辈人讲过，“老边道”里头原是牧马场，不让人耕种，也不让人住，废弃后人们才住进去，并有以马场命名的屯子。大荒镇后鸭子厂村的常国喻老人证实了这一说法，说  “圈地”之内现在还有一个名叫“小马场”的自然屯。
     

　　对于这一推断，还另有三个不可忽略的佐证：一是高平苑内迄今没有明代聚落址的发现，而苑墙外围则已发现多处；二是据史学家张士尊考证，高平苑所在地“即今（北镇）冯赵屯村附近”^（23）；三是《盘山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边壕，在（盘山）县城西北第五区管界内，相传清乾隆年间官府修筑。西起杜家台河，经太平庄、么路子、小糖房等村北，长约二十余里，为牧厂、民地之界限，壕南为殖民开垦之地，壕北为牧厂荒野之区。”^（24）
       

　　总之，通过慎重的田野考察，以及翔实的村民采访，再结合文献记载，并参照明代卫戍设施及驿站在本境的分布，考古工作者最终得以确定这块被长墙圈围起来的地方，即为明代辽东苑马寺安市监所领六苑之一的高平苑。这是盘锦市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的一大新发现，也是最令人喜悦的一大收获，对今人了解本境于明代的文化经历有着重要意义。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