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境辽金元时期的人类聚落址明显增多，表明此时期本境人口较前期有大幅度增加。这些聚落址呈现出明显的西移倾向，以更靠近广宁（今北镇）的今胡家、甜水等地最为密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向心力在人口分布上得到了显著体现。于聚落址中采集到的遗物如铁制农具、瓷器、铜镜等，则表明这一时期本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均已得到一定发展。

隶属关系使人口分布重心西移

 本境战国以前的人类聚落址总计不足30处，秦汉至隋唐年间则更少，仅发现20余处，辽金元时期却骤升为66处，其中沿用以前诸代的13处，余下53处均系此时期的新拓展。这53处新辟聚落址，有7处集中在今太平镇境，9处集中在今胡家镇境，12处集中在今甜水镇境，6处分散在今羊圈子、东郭和石新镇境，由此形成了以西北部为人口分布重心的新格局，一改此前以今高升镇、沙岭镇等东北部地区为核心居住区的局面。

 这样的转变与本境在辽金元时期的隶属关系密切相关。

 辽代，本境地属“东京道显州山东县”；金代，本境地属“广宁府望平县”；元代，本境地属“广宁府路望平县”^①。

 辽代之显州，系因陵而置之州，始置于天禄元年（947）。是年辽世宗耶律阮继位，将乃父耶律倍改葬于医巫闾山，陵曰“显陵”，并置显州以奉护之，“州在山东（即闾山之东，今北镇境），南迁东京（今辽阳）三百余户以实之”^②。

 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辽之显、乾、宜、锦、懿、豪等州皆降于金，金置显州路，同年春“升为府，置枢密院于广宁府”^③。

 元代之初，沿金旧制，仍置广宁府。至元六年（1269），“以户口单寡”故，将广宁府“降为东京路总管府属郡”。然而历时不久，到至元十五年（1278），“割广宁仍自行路事，直隶省”^④，即复置了广宁府路。

 从上述可知，辽之显州、金之广宁府、元之广宁府路，治所均在今北镇境。也就是说，在辽金元三代的460多年里，本境始终都与今北镇保持着隶属关系。本境在隋唐之际与北镇初步建立起来的文化地缘，在此期间得到了持续深入。

 在地理上，本境西北部与广宁更为靠近，本境居民逐步向西北部聚拢，当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向心力所致。围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区域性中心，逐渐形成居民圈，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在此之前，人类对居址的选择多以靠近河流为重要前提，及至汉唐年间于地方置县筑城还仍以此为准。辽金元三代中，本境居民向州（府、路）治所所在地的靠拢，实是其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映照，证明其封建化进程已经深入甚或已经完成，若非如此，民众不可能产生向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趋近的客观需要和心理需求。

人口增多并现大型建筑遗存

 在辽金元三代的4个多世纪里，本境人口有了大幅度增加。这一方面表现为聚落址有显著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聚落址规模亦较前期有明显扩大，且不乏大型建筑遗迹出土。

 后一种表现以三官庙遗址最为典型。

 三官庙遗址位于今大洼县新兴镇王家村，发现于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在本境数十处辽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存中，该遗址以其规模大、文化堆积丰厚而独占鳌头。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宝兴先生参与了对该遗址的普查，对其历史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与本境其他古文化遗存一样，三官庙遗址也坐落在坨子地上，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该坨子地尚高出周围地表1.5米，1982年时则高出地表3米有余。该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1200米，文化堆积层深达20厘米至120厘米，是一处辽、金、元、明、清相叠压的多时代古人类聚落址。

 辽代遗物遍布于整个遗址的地表。以建筑用构件为最多，主要有沟纹砖、青砖、滴水、筒瓦、板瓦等残片；其次是白色釉瓷器残片，以碗、盘、碟等器型为主；另有大量泥质灰陶器残片，以罐、盆、缸等居多。虽然同样未经发掘，考古人员仍然判断三官庙遗址在辽代应有大型建筑，否则其建筑构件不会堆积得如此密集；同时推断此地在辽代当人口较众，否则其生活用瓷器和陶器残片的堆积也不会如此丰厚。

 三官庙遗址的金代和元代遗物明显比辽代遗物要少，覆盖区域面积也有所缩减。考古工作者由此推断此地人口在金元两代有所减少。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尚在三官庙遗址北2公里处，发现了曹家坟遗址。该遗址面积虽相对较小，文化堆积层厚度却深达50厘米，内里夹杂着丰富的金元两代的遗物，亦以建筑构件如布纹瓦、筒瓦等残片居多，堆积密度亦说明此处曾有较大型建筑；其次是大量的生活用瓷器和陶器残片。该遗址未见其他时代遗物，为金元两代的人类居址。考虑到曹家坟遗址与三官庙遗址较近的距离，考古人员推测两者或许存在某些关联，很可能是三官庙遗址的居民在金元两代迁移至此，但由于未曾发掘，具体情况不明。

图上3-1辽沟纹砖（残），大洼县新兴镇三官庙遗址出土，

盘锦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藏（杨洪琦摄影）。

 此时期本境存有大型建筑物的推测，在另外两处遗址亦找到了佐证——

 位于今胡家镇东湖村的东湖瓦瓷岗子遗址，是一处金、元、明、清相叠压的多时代人类聚落址。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采集到了大量布纹瓦、筒瓦和青砖残块，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个花岗岩质的柱础石，上形如鼓，下形为方，系本境首次发现的建筑用石构件。

 位于今太平镇西五棵村的西陆岗子遗址，是一处辽金时期的人类聚落址，其地表暴露着大量青砖和布纹瓦残块。不仅如此，当地群众在1981年于该遗址挖掘墓坑时，在距地表1米深处发现了灰坑，在距地表1.2米至1.5米的深处，则见到了砖砌的建筑物基础。

 综观本境辽金元时期的数十处文化遗存，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建筑物构件的残块明显增多，甚至超出了生活用瓷器和陶器残片的数量，这对本境来讲是空前的。另外，柱础石、建筑基础的发现，则表明大型建筑存在于此时期的极大可能性。

图上3-2辽柱础石，盘山县胡家镇东湖瓦瓷岗子遗址出土，

盘锦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藏（刘春喜摄影）。

居民经济状况及其对美的追求

 翻阅本境辽金元时期的考古资料是令人欣悦的，因为有很多迹象在一致表明，此时期本境社会经济有所好转，居民生活似乎已变得相对从容，在那些业已泛黄的纸页里，透露着此前诸时代所未曾流露过的轻松感、舒适感，以及美感。尽管辽金元时期的文献中，有关本境的字样仍然十分稀少，但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显然已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相对于前代，本境辽金元时期的货币出土更多，分布也更为普遍，这表明同期本境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社会经济比较活跃。

 这方面以唐家房后岗子遗址为典型。该遗址位于盘山县太平镇西五棵村，为辽、金、元三代人类聚落址，文化堆积层较厚。2003年12月8日，当地村民李雨清于附近挖暖窖时，发现了一处窖藏货币，出土古钱币1454枚，币分5种，为唐、宋、辽、金、元各代钱币。

 辽金元时期的货币特点，是内外币通用，这在辽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五代、北宋的钱币都曾大量流通于辽地，尤以宋钱最为量大，“澶渊之盟”后，宋钱在辽地的流通使用已远远超出了辽钱自身。此时期本境的出土货币亦以宋钱居多，如大洼县榆树农场东大岗遗址出土的“天圣元宝”，系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元年（1023）所铸；盘山县太平镇西陆岗子遗址出土的“元丰通宝”，系宋神宗赵顼于元丰年间（1078-1085）铸造；盘山县甜水镇南坨地遗址、大洼县王家乡二荒地遗址出土的“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系宋徽宗赵佶于崇宁年间（1102-1106）始铸，其中崇宁通宝的钱文系徽宗亲书，其精绝的瘦金书体时下仍依稀可见。

 还有一些出土货币，如在盘山县高升镇刘家坟遗址、黄土岗子遗址，以及陆家乡小东洼遗址出土的货币，由于锈蚀严重，钱文已无法辨识，不过从其形制来看，再结合当时货币流通的背景，属于宋钱的可能性为最大。

 此外，金钱在本境也有出土，以“大定通宝”居多，系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所铸。其造型简练，形貌大方，钱文为仿瘦金书体，也是民族文化交流在货币上的体现。

 辽代在封建化完成以后，商品经济的成分亦日渐扩大，并普遍以钱计征税赋，从而使货币迅速流通于全境。也就是说，此时期货币在本境出土数量的增多、出土范围的扩大，与辽代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是相符合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唐家房后岗子遗址出土的窖藏货币里，含有唐钱，其币面上铸有“开元通宝”四字。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是唐代200多年间的主要流通货币。鉴于这批窖藏货币里尚有元钱，推断其存贮行为当发生在有元一朝，即1271年至1368年之间。也就是说，与所见唐钱的铸造年代至少相隔数百年之久。至其于2003年出土面世，则至少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这是本境迄今为止，所见的唯一一种唐代遗物，虽仅仅有限的数枚，却是由此填补了本境没有唐代出土文物的空白。

 与时同期，瓷器也在本境首次出土，且数量不菲。

 在中原，瓷器早在东汉年间就已出现，本境却始终未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辽代。大量辽代白瓷残片的出土，让人确信此时期本境居民已有条件以瓷器为主要生活用具，且自此得到了延续。金、元两代的瓷器残片在本境的出土亦同样丰厚，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金代以铁锈花瓷器为主，如唐家房后岗子遗址出土的铁锈花瓷羊；元代以酱釉瓷器为主，且不乏精品，如曹家坟遗址出土的兔毫斑纹盏。

 相对于陶器，瓷器显然是更高级也更典雅的器皿，其在辽代的最终现身以及自此沿用，表明辽金元时期本境的商品流通并非预想中那样萧条，本境居民的生活条件也并非预想中那样困窘。

 另外，装饰工具铜镜以及装饰物件，亦均于此期间在本境首次出土。

 铜镜在中国起源极早，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流行于中原，汉唐之际已发展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装饰性用具，且一直充当着这个角色，直到明代后期玻璃镜出现。从中国铜镜的整个发展史来看，辽金元时期属于铜镜制造的衰落期，不过就今辽宁省境而言，此时期的铜镜却出土最多，就连素以荒芜著称的本境也发现了3面。

图上3-3辽铜镜，盘山县胡家镇、甜水镇出土，

盘山县文物管理所藏（刘春喜摄影）。

图上3-4辽大洼县新兴镇三官庙遗址出土的

鱼形青铜饰件示意图（王铁军绘制）。

    第一面发现于盘山县陆家乡的小东洼遗址，是一处金元两代的人类聚落址，系当地村民在1976年做土木工程时发现的；第二面发现于盘山县胡家镇朱家大坨子地遗址，亦是一处金元两代的人类聚落址，是1980年当地村民在此犁地时捡拾的，现藏于营口市博物馆；第三面出土于盘山县甜水镇大板村的金元时期墓葬群，该墓葬群系秦沈高速铁路筑路队于2000年在此取土时发现的，计有14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中出土了41件缸胎酱釉罐（其中2件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3件为国家三级文物）、6枚铜钱、1面铜镜，另有石锛等物件，考古工作者鉴定其为金元时期遗物。

铜镜之外，本境辽金元时期的诸遗址中，还相继出土了1副金耳环、1只鱼形青铜饰件。后者系颈部装饰品，形似鲤鱼，十分小巧精致，出土于前面所述的三官庙遗址。

装饰用具铜镜及耳环等饰品的出土，表明本境居民在辽金元时期的生活条件已经比较乐观，能够支持人们对美的追求，而当时本境的社会经济应当也是相对活跃的。这样的表现与辽金元时期的整个社会经济走向是相符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进步，使辽代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商品交换的发展，并使交通路线得以开辟，货币流通得以增加，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辽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此时甚至可以推断，倘若本境辽金元时期的遗址能够发掘，将会有更多宝贵的文化遗存得以面世。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