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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县是本境史上第一个建置，设立于西汉时期，隶属辽东郡，东汉年间改隶辽东属国。相对于东北其他地区，这样的设置起点并不算迟晚，惜延续时间过于短暂，自魏晋之后即诸史不载。房县建置在历史长河中宛如昙花一现，却也同时印证了本境于远古时期的空前繁荣，哪怕仅是一度。时至今日，本境汉代文化遗存仍是那一时期为数最多的考古发现。
西汉置房县的历史背景
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号称“皇帝”的人，秦始皇在建国后面临了一个严肃选择：或者像周王室那样，仍把领土分封给有功之士及皇室诸人；或者彻底实行集权制，由中央直接统领全国。秦始皇选择了后者，于“（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分天下为三十六郡”(1)，各郡下设数目不等的县。郡县制从此正式取代诸侯列国制，并被接下来的历朝历代所延续，一直发展成后来的省县制。
秦帝国的36郡之中，即有辽东郡，为战国燕时始置，“秦因之。治所在襄平（今辽阳），辖境相当于今辽宁大凌河、医巫闾山以东地区和朝鲜清川江以西的平安北道地区。秦长城东至此止”(2)。本境与燕时一样，“地属辽东郡南境”(3)。意即，本境于秦时被正式纳入中原版图，中原文化自此开始了于本境更为正式的渗透。
秦置辽东郡，并非对燕的简单承袭，而是有所发展，表现为行政机构更完备，管辖体制更精密，尤其是秦帝国实施的一系列标准化改革，诸如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货币、历法、法令制度等，亦得以推行到辽东郡。那也就意味着这些改革成果亦会施用于本境，至少会使本境居民的现实生活受到程度不同的波及，并使之逐渐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大秦帝国的子民，身处于一个中央集权制帝国的管辖范畴里。从这点来讲，尽管秦帝国仅存15年，对本境而言却是个空前且意义深远的转折。
秦末，天下大乱而群雄并起。前209年，韩广自立为燕王，成为地方割据势力之一。前206年，取得西楚霸王之位的项羽对诸王进行调整，指派臧荼为燕王，徙韩广为辽东王，韩广不服，臧荼杀之，兼并其地。刘邦与项羽争雄之时，为争夺盟友，对臧荼等几个异姓王给予了认可。前202年，燕王藏荼反汉，业已称帝的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平叛，臧荼降。不过刘邦并未就此建立郡县制，而是另立卢绾为燕王，这样就使包括本境在内的辽东郡旧地，仍未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控。
汉王朝成立之初，似辽东这样不受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约占整个帝国领土的三分之二，被封王者达十几人。这种外姓王分权的局面显然是不被看好的，接下来数年里即被刘氏皇族陆续取代，或者将其王国瓦解。前195年，自料难保的燕王卢绾也转身叛汉，汉军北上击之，卢绾逃入匈奴。此后汉王朝仍是册封皇族诸人相继为王，统治燕地，直到前128年最后一个燕王刘泽自杀，燕国才彻底被废，转由中央政府直接统辖。
事情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此前汉王朝致力于中央政权的巩固，无暇亦无力顾及边地。此局面到汉武帝（前140一前87年在位）中期得以改变。武帝即位后，在巩固中央政权的同时，亦以积极行动展开了对北疆匈奴的打击，最终于元狩四年（前119）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为防御匈奴回袭，“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4)，并在燕秦基础上于各郡增设县治，使其中辽东郡属县发展到18个：襄平（今辽阳）、新昌（今海城东）、无虑（今北镇境）、望平（今沈阳境）、房（今大洼县境）、侯城（今沈阳境）、辽队（今海城西）、辽阳（今辽中境）、险渎（今台安境）、居就（今辽阳西）、高显（今沈阳境）、安市（今海城东南境）、武次（今岫岩境）、平郭 （今盖州）、西安平（今丹东境）、文（今大石桥境）、沓氏（今金州境）、番汗（今朝鲜境）。作为辽东郡属县之一，房县设置于今大洼县境，为本境有史以来第一个行政建置。
包括本境在内的旧燕之地，自此开始接受汉帝国中央政府直接而有效的管辖。郡的行政事务均由太守负责，其中辽东郡太守治所仍在襄平 （今辽阳）。由于地处边陲，郡下又另设都尉，以协助太守管理地方并掌管边地军务，其中辽东郡下设中、东、西三个都尉分区，中部都尉治所在侯城，东部都尉治所在武次，西部都尉治所在无虑。郡的属县由县令治理。县境的领土又划分为乡，乡再划分为亭，亭又细分为里，层层落实以便管理地方具体事务如征税、招兵、劳役、司法等。这一整套地方机构，成为汉王朝推行政令的根本工具。
关于本境房县的具体辖域，下设的乡、亭、里，及其发展、演变，均不见史载，以至于时下已无法对其生成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仍可对其人口做一个大致推测。《汉书·地理志》载，辽东郡18县，人口共计27万余。那么以各县平均计算，则每县1.5万人。如果说郡内三个都尉治所县的人口会相对多些，则其余各县人口至少也在万人左右。
在燕及秦，本境只能笼统地称之为“地属辽东郡南境”；至西汉，则有了“辽东郡房县”之明确归属。与此同时，汉帝国政府也在持续对边境地区施加更大控制力和影响力，且是建立在一套愈渐成熟的成文法典的基础之上，那也就意味着组织完善的文官政府也会出现在本境居民身边，以后来为人们熟知的“县衙”的名分，“政府”的观念也会由此逐渐渗透到本境居民的意识之中，尽管他们的生活究竟是否因此更安全和更宽裕仍不得而知。
东汉房县改隶辽东属国
9年，王莽取代西汉建立新朝，由于民族事务处理失当，辽东等郡不久就再次陷入地方割据状态。在刘秀重又建立起汉政权（史称“东汉”或“后汉”）之后，经过几十年努力才使该地区渐趋安定。然而东汉国力实已不如西汉，塞外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则又在持续壮大，于是民族关系在东汉后期再度恶化，各少数民族不断扰边并持续南下，其中以乌桓最为活跃，已深入到长城以内各个郡县。汉安帝年间（107-125），东汉政府特别增设“辽东属国”，以安置与管理进入塞内的乌桓各部，以及接近边塞的鲜卑等部。
根据乌桓在塞内的实际居住和分布情况，东汉政府将辽西郡的昌黎 （亦称“昌辽”、“交黎”，今凌海地）、徒河（今锦州市）、宾从（亦称“宾徒”，今朝阳县境）3县，辽东郡的险渎（今台安县东南）、房（今大洼县西境）2县，也就是辽东、辽西两郡的中间地带，划归了辽东属国。同时又新置1个扶黎县（今义县东南）。辽东属国由此下辖6县，其“辖境相当今辽宁大、小凌河下游至大辽河以西地区”(5)。
作为一种行政建置，“属国”在历史上一般被用于沿边地区的行政管理，由都尉直接统领，故“辽东属国”亦称“辽东属国都尉”，都尉治所在昌黎，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民族相关事务。最初都尉是邻近郡守的下属，但随着边疆危机及民族矛盾的升级，其地位很快就变得与郡守平等。
早在西汉大破匈奴之后，为防止乌桓与匈奴的沟通联络，曾将乌桓部族徙于辽东等五郡之外，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辽东属国的设置，则意在把乌桓等少数民族纳入塞内，使其完全置于郡县制的管辖之下。尽管其管理形式较护乌桓校尉有所发展，但东汉政权对乌桓及鲜卑等部族的实际控制能力，却仍在不可遏止地持续下滑。
由隶属辽东郡，改隶辽东属国，房县隶属关系的变化折射了本境社会状况的前后差异。
至迟在秦汉两代，“郡”始终具有浓厚的军事属性，房县之隶属辽东郡，在于行政上使本境统归中央政府管辖之外，也还反映了本境社会状况的不甚安宁，影射着域内居民生活仍会时常受到来自帝国权力范围之外的人的骚扰与打击；“属国”的特点，则是以域内绝大多数居民系非汉族人为根本。房县之改隶辽东属国，也就意味着不安定因素此时已不是本境的突出特点，而是标志着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业已在本境人口当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这样的社会状况对本境而言亦是空前的，那标志着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将于同一个时空中持续对流、互动，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势必会由此增多，两种文化间的相互了解却也会因此增进。也就是说，在房县改隶辽东属国之后，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本境的碰撞与交融，势必会得到进一步深化，尽管这种深化过程无疑需要时人认真对待。
辽东属国废于东汉献帝末。曹魏正始五年（244）因有鲜卑内附，亦曾沿汉旧制而复置之，但至魏末已不见史载。即辽东属国存于汉魏年间不过百余年。事实是，东汉之辽东属国的设置，以及房县等诸县的改属之，对辽东各地地域文化的发展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已远远超出其当时的政治意义。
房县失载或因民徙废置
无论如何惋惜，魏晋以后之史籍都已再无“房县”之名。
此刻只能尝试着追溯房县之所以失载的根由。
一个县治的失载，当是废置在先；一个县治的废弃，至少在汉魏时期，当是由于域内户口的寡淡，因为此期间并无并吞、侵占等事发生。
秦末之际群雄纷争，中原动荡，很多中原人陆续迁居辽东避乱，本境应该也吸纳了部分徙民。至西汉，又实行了无为而治之国策，且已被历史证明富有实效，本境原有居民想来也得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大环境里休养生息，致户口渐繁，并由此设置了房县。反过来讲也成立，既然设置了房县，那么本境人口必然已达到一定密度。
东汉末年，天下再度陷入混乱，辽东地区也不再安宁，被公孙政权割据半个世纪（189-238）之久。在魏蜀吴鼎立局面形成之后，辽东即成三国角逐的焦点：西蜀欲争取其北部的鲜卑力量，以夹击曹魏；东吴则屡次争取公孙氏，试图南北联合共灭曹魏。其间公孙氏对曹魏叛服无常。曹魏从207年起，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战争。统一过程由西向东逐步展开，首先收服了乌桓、鲜卑，继而平定公孙氏，最后征服了高句丽，从而直接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
其间公孙政权亡于景初二年（238），时年魏司马懿杀公孙渊于梁水（今太子河）之上。同年，曹魏因汉之旧制，设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以安置大批内附的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景初三年（239）置护东夷校尉于襄平（今辽阳）统之。曹魏之辽东郡，先后领有11县。其中襄平（今辽阳）、汶（即汉之文县，今大石桥境）、东沓（即汉之沓氏，今金州境）、居就（今辽阳西）、安市（今营口境）、西安平（今丹东境）、新昌（今海城东）、辽队（今海城西）8县，为前汉辽东郡之旧制；余下北丰（今复州境）、乐就（今具体位置不详，当在辽宁境）、力城（今具体位置不详，当在辽宁境）3县系曹魏新置(6)。
从上述可见，曹魏之辽东郡属县中已无“房县”。
也就是说，房县废置于曹魏之际，那意味着当时本境人口已趋凋零。致其凋零的首要因素，显然是战乱。曹魏对东北地区的征服之战，历时近30年之久，给辽东地区带来了极大动荡，致居民络绎流徙他方，或者回流到中原，其数量之众，已使曹魏要于中原另辟新地以安置流民。其中辽东郡“东沓县吏民渡海居于齐郡（今山东境）”，曹魏于景初三年（239）夏六月“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徙民”；辽东郡之汶县、北丰县的居民亦流徙到齐郡，曹魏又于正始元年（240）二月，划齐郡之“西安、临甾、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7)。
由于户口流失，西晋政权于辽海地区置辽东国（仍有太守，实与旧郡制无异）之时，仅于其下设有8县：襄平、新昌、居就、安市、汶、西安平、乐就、力城(8)。较曹魏之辽东郡属县，已少了东沓、北丰、辽队三县。其中辽队县之缺失，很可能与曹魏之际的房县情形相似，即境内居民已非批量地流徙他方或回流中原，因为零散，而未能像东沓、北丰、汶三县那样于史上留下痕迹。至于汶县在辽东国的仍存，应在于县内居民还有所剩，或者又有新的居民迁入。实际上房县也是如此，撤治后境内也仍存部分居民，其旧城也一直沿用到辽金两代。
以上推测虽无明确史料可资证实，却也同样没有史料可将其证伪。
事实是，在秦汉至隋唐的1000余年间，目前本境只发现了丰富的汉代文化遗存（据全国第二次、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档案显示，本境迄今已发现汉代聚落址22处，隋唐等代则为零发现）。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已然表明，两汉400多年属实是这一历史阶段本境人口最繁庶的时期，也是本境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房县于汉代出现，又于汉末载，也就足以证明确是户口凋零所致了。
大洼小盐滩房县故城址
作为本境史上第一建置，房县自魏晋之后诸史不载。如果以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设置辽东等五郡为其起点，那么房县存于史上的年限约有三四百年之久。迄今两千余年，对于房县邑之所在的考订，一度是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术界所关注的课题之一，且时下已有定论，即房县故城址位于今盘锦市大洼县清水镇小盐滩遗址。
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韩宝兴先生，在其所撰《辽东属国考——兼论昌黎移地》一文中，对东汉辽东属国所领6县之历史位置均做了翔实考证。在“房县”一节中，韩先生的考证如下——
关于房县故城址的考订，诸史地家众说纷纭，均因理据不足，不能确指其地，故不采。《清一统志》纠正了《水经》等诸说：“房与险渎皆辽水西，滨河海之地。”按辽东属国领其三，无虑（今北镇境）、房和险渎（今台安县东南），原属辽东郡，划归属国。当三县地壤互为毗邻，无虑、险渎皆在辽河西岸，故房县亦不应独置于辽河之东。
《水经注》说：“《地理志》曰，房，故辽东之属县，辽水右会白狼狼水……又东南流至房县（注）于辽（水），《魏氏土地记》曰：白狼水下入辽（水）。”
古之白狼水，今大凌河，大凌河故水道曾入辽，过房县东北或西南，再入辽东。《水经注》置房县于古白狼水入辽水段，是正确的。今大凌河水独自入海，是后魏以后水道变迁之故，今求房县故城址，应在大凌河入海段以东即大洼县西境。笔者曾于1981年参加营口地区文物普查，在今大洼县清水农场小清水分场西北二里许有一块坨子地，俗称“小盐滩”，发现较大的汉代遗址。与此地不远的新兴农场王家畜牧场也有一块较大的坨子地，为汉至辽金时期遗址，面积为17万平方米……从其地理位置在大凌河与辽河之间的滨海之地看，与上述《水经济》所记载白狼水、房县位置相符，故推论大洼县小盐滩为辽东属国房县故城址。(9)
小盐滩遗址发现于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时为1982年3月20日。该坨子地当年尚高出周围地表1.5米，占地9万平方米，文化层深达1.8米，因当地群众称其为“小盐滩”，遂被命名为“小盐滩遗址”。考古工作者于其地表采集到了大量文物标本，其中有建筑用板瓦、筒瓦、瓦当，生活用陶罐、陶瓮、陶钵，以及陶器口沿、器底、器腹等残片，纹饰以粗、细两种绳纹为主，间有压印几何纹、菱形纹、刻划纹等，均系汉代典型器物与纹饰。
参加此次普查的韩宝兴先生见此十分兴奋，回头撰写了名为《关于汉代房县地理位置》的学术文章，发表于《辽海文物学刊》1982年第二期。该文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有关学者亦陆续到小盐滩遗址进行考察，皆认为此即汉代房县故址之说法可信。汉代房县故址之考订问题，自此得到了圆满解决。
考古发现同时表明，房县故城并未随其废置而荒弃，而是一直沿用到
图上2-1汉大洼县清水镇小盐滩遗址出土的布纹瓦残片示意图（杨庆昌绘制）。
了辽代和金代。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盘锦市文物普查队于2009年6月3日对小盐滩遗址进行了文物复查，发现该遗址大部分都已在开垦水田之时被夷为平地，仅剩下很小的几块台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不过地表仍散落着一些汉代、辽代和金代遗物，如陶器和瓷器残片等。
另外，在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尚从小盐滩房县故城址东南刘家村（今属大洼县西安镇）一口废弃的古井里，还出土了两件珍贵的汉代文物，一件是细泥质灰陶罐，另一件是陶纺轮。两件器物均很完整，现藏于营口市博物馆。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