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老盘锦 > 历史溯源 > 民国
绿林与抗日义勇军

 

东北多匪,本境又因地处海隅且有河运与渔盐之利而更为招匪,也更易滋生土匪,遂素为“匪薮”。纵观历史,可知匪患起于清末动荡之际,泛滥于民初混乱之时,一度对地方民生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不过在九一八事变后,有很多土匪出身的绿林人物,都转而成为抗日志士,大多被统编为“民众抗日义勇军”,与侵略者拼争在这片白山黑水间,为时虽然短暂,却极具爆发力,淋漓彰显了东北民众的民族气节,并鼓舞与坚定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反抗信念与反抗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铺垫了基础。


匪患兴起的客观因素与时代背景


纵而观之,东北匪患源起于清末,本境亦是如此。


晚清之际的东北地区风起云涌,战祸频仍,仅在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895-1904)短短十年间,就迭经甲午之战、庚子之变、日俄之战。持续的战乱使交仗区民众的生命、家园深受涂炭,亦使东北全境的市面普遍恐慌,各地粮豆价格涨跌异常,致东北民众陷入朝不保夕的绝望情绪之中。其间很多人在绝望中放弃生产,于是农事愈衰,民生愈困,与此同时,枪械也随着战乱散落到了民间,终致胡匪蜂起。


作为地方治安的主要力量,奉天警务的腐败现象此时却在愈趋严重,多数警区警兵“并不站岗,巡缉尤不得力,以致匪盗肆行,抢窃之案,层见叠出”,诸多警界人员实已被“养成无数游惰”而“形同木偶”。曾于宣统二年(1910)三月至六月间任盘山厅抚民通判的杨绍宗,宣统元年(1909)时任职于奉天省承德县(后改名沈阳县)知事,承德县四乡警区的警务腐败现象则被抓了典型,导致杨绍宗于当年九月被撤任,“以示惩儆”10


不过相对而言,民国时期的匪患现象则较清末还要严重。


宣统三年(1911)的辛亥革命,完成了中国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变革,却也同时使关内外陷于混乱,其间有很多胡匪假托革命之名,以图劫掠财物,或逞愤肆杀,致地方无主而秩序全乱。时任奉天巡防前路兼中路马步队统领官的张作霖,在民国元年(1912124日给赵尔巽的呈文中即言:“窃查奉省自武昌事起以后,谣诼纷传,当九十两月之间,凡各处土匪、地痞及诸无赖不逞之徒,无不假革命为名,希图扰乱……”11,由于其“冒称民军”,又使警界人员“迟回观望,若有所顾忌,而不敢遽行剿捕”12,遂致世道愈乱。


接下来九一八事变爆发,战火再度燃遍辽沈大地,且已不同于以往的断指割股之痛,而是使东北大地的所有民众沦为了亡国奴。如果说以往只是心寒,此后则又添加深度恐惧了。在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多艰时局中,很多人不再规划未来而得过且过,以致生产荒废,赌博成风,土匪到处兴起,他们像饥饿的蝗虫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掠过,使这片土地更趋饥饿而民生愈困,民生愈困而匪患愈甚。其情况正如《盘山县志》所言:“本县实业以农殖为大宗,居民业农者十居八九……惜近年胡匪充斥,妨害工作,农民失业十有二三,甚至地亦间有任其荒芜者,产量随之缩减。”13


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时空大背景下,匪患也就成了奉天以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普遍现象。其状况就像这首民间流传的歌谣所言:“冯麟阁占东山,青麻坎杜立三;洪辅臣半边天,抢官夺印金寿山;三只眼闹得欢,海沙子到处翻。”


而本境的匪情则又相对更甚一层。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本境既有辽河航运的商业之富,又有濒海临河的渔盐之利,相对周边较为富庶;二是本境多苇塘、河沟、海汊,这样的自然环境为胡匪的隐蔽与栖身提供了地利,使之进退均有依屏。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发挥作用,就使本境既招匪,又易滋生匪,遂致匪患成为本境的显著现象,而素被称为“匪薮”14。今大辽河右岸的西安镇,当年属海城县海五乡,其匪情更甚,以至于被时任县长陈荫翘将其更名为西安村,意在期望辽河右岸的永远安定。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本境聚集了很多成绺子的大股匪帮,分布于全境各个镇域。其中老北风、蔡小疙、于大川灯、北来、路好、长江、长龙、长顺、长局、大本字儿等等,都曾叱咤一时。此状况被当地百姓称为“闹胡子”,视之为地方“三害”(土匪、盐碱、水涝)之一,并形容其数量“有一升小米子那么多”。


与此同期,更有不计其数的小土匪得以滋生,这些人没有枪械,大多农忙时为农,农闲时为匪,于交通沿途手持木棒打劫行人,民间俗称“棒手”。其群众口碑极差。在人们印象里,大土匪通常能恪守“兔子不吃窝边草”之古训,如驾掌寺的“大本字儿”,家在河西,就总要到河东或北边闹腾去,从不在河西犯混,遂乡人对其并无恶劣反响;“棒手”则不然,其拦路抢劫从不分人,且爱使坏,如在把路人大牛牵走的同时,还会在人家的粮食里撒上煤油。大土匪在九一八事变后多转身为义勇军,“损胡子”却没有这样的气节;本境民众对日后改道的大土匪心怀敬意,对“棒手”则是纯粹的鄙薄,称其为“损胡子”。


如此种种,也就使本境的社会环境一度充满了不安定因素,进而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忧心忡忡。此状况亦以一句广为流传的民谣给予了展现:“有钱的怕绑,有姑娘的怕抢,走路的怕劫,出门的怕攮。”


转身为义士的绿林代表人物


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绿林人士都转而成为抗日志士,与侵略者战斗于这片白山黑水间,其持续时间虽然不长,却在“不抵抗主义”的大环境下,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反抗气节,令全国人民为之一振。素被称为“匪薮”之地的本境,亦于此时期涌现出一批转身为义士的绿林人物,这里仅就是其代表略述之。


张海天(1888-1939


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人(今地属台安县),早年为匪,报号“老北风”。九一八事变后,张海天与胞弟及长子张秉林等组织抗日武装,后与项青山、蔡宝山联合组建“抗日扶民救国军”,张海天任司令,项青山任副司令。


民国二十年(1931128日,辽宁省警务处和东北民众救国会将东北抗日队伍统编为“民众抗日义勇军”,黄显声以辽宁全省警务处长的名义,委任项青山、张海天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路的正、副司令。主要活动在盘山、台安、海城、辽阳、本溪、辽中和营口一带,常与项青山、蔡宝山、盖中华等部联合作战。


从民国二十年(193110月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末,张海天率部在辽南、辽西地区与日伪展开数百次战斗,先后收复海城、营口、台安、盘山等许多重要乡(镇),并曾与他部联合奔袭沈阳军用飞机场。其间炸毁日军军列4次、飞机27架,缴获大量日伪军械与弹药。


张海天所部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1118日,即著名的“智擒凌印清”事件。是日,张海天、项青山所部,在黄显声派遣的公安骑兵总队的配合下,在盘山县三道沟将200余名日伪活捉,并将汉奸“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凌印清,以及日本顾问仓岗繁太郎大尉等就地处决,其叛军全部瓦解。此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辽河两岸的民心,广大青壮年纷纷来投,本境义勇军的抗日大幕亦由此拉开。


民国二十一年(1932)116日,驻海城日伪军、警察200余人,西渡辽河侵入沙岭,企图向盘山进犯。张海天闻讯后,调集8个大队,经一夜激战,将中队长河野基英大佐及百余日伪击毙。


民国二十一年(193296日,张海天派“北霸天”(刘金彪)等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营口大绑票案,于营口西郊跑马场休息室绑架了普济医院英国人费大夫之女,以及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少东家(英国青年),以此向日伪当局提出以枪械赎回人质的要求。一个月后,在国际舆论的影响下,日伪当局被迫履行了张海天的要求,义勇军由此获取了部分抗日武装与经费。


民国二十一年(1932911日,张海天部配合李纯华部共万余人,在晚10时许,冲进白衣寺警察所,生擒10余名伪警察。晚11时,接近日军设在海城的大矢组兵站,爬越深沟,剪断电网,毙敌哨兵,投火将敌军草垛点燃。这次战斗毙敌20余人。


民国二十一年(1932),张海天在台安县高力房村建立兵工厂,可维修枪械并生产弹药。同时成立印钞厂,以辽河地区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以税收基金发行军用流通券,共发行30万元。


民国二十三年(1934),张海天隐居北京,后参加京西抗日游击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张海天于北京病逝,终年5215


项青山(1897-1933


盘山县大马房(今属大洼县东风镇)村人,名国学,字忠义,出身贫苦,读过私塾。民国初期在盘山县当过巡警,因受株连入狱,出狱后投身绿林,报号“青山”。


九一八事变后,项青山与“老北风”张海天举起义旗,号称“抗日扶民救国军”,集众千余人,张海天任司令,项青山任副司令,司令部设在盘山县沙岭镇。事变5天后,即923日,项青山即与张海天、蔡宝山等人联合攻打已被日军实行军事管制的营口,从而打响了本境民间抗日的第一枪。


之后于盘山、台安、海城、营口等地屡屡袭击日寇,并于民国二十年(19311118日与张海天合擒汉奸凌印清。此后张海天和项青山名声大震,队伍迅速扩大到7000余人,主要活动在南满铁路沿线,炸桥梁、袭列车、夺取军需物资,有力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民国二十年(19311222日,项青山率部千余人,包围了海城市牛庄的伪警察署和自卫团,数十名伪军被俘,并缴获了100多支步枪和数千发子弹。28日夜,项青山又与张海天、蔡宝山及东北军装甲火车部队联合进攻田庄台,与日军激战4小时,歼敌60余人,击伤近百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29日拂晓转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初,项青山率部接受辽南抗日义勇军总部改编,所部被编为辽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项青山任司令。此后项青山率部于海城、盘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游击战,有效延缓了日寇的侵略步伐,使其侵略行径也有所收敛。


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辽南抗日义勇军总部接收北京爱国后援会拨给的一批弹药,令项青山、张海天到阜新接运。项青山率部从马厂跨越京沈铁路时,遭到敌机轰炸,并遇敌军的陆面阻击,使这批弹药未能接运成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初,日寇强化对辽南地区义勇军的“围剿”,使其陷入困境。为保存实力,项青山奉命率部转移到热河,并配合东北军防守热河。项部在凌源接领了爱国后援会援助的弹药和装备,士气大振。 5月,项率所部向热河进发,途经喜峰口时,与国民党军庞炳勋部相遇,庞炳勋派人对义勇军进行慰问,并以共同抗日为条件与项青山谈判。项青山接受了庞炳勋的改编,被任命为团长。7月,项青山率队随庞炳勋部从长城南撤,乘闷罐式的火车。当火车抵达长辛店车站时,项青山探头向外张望,因火车倒车,致车门撞击到其头部,项青山当即身亡,年仅3616


蔡宝山(1898-1936


盘山县印家店人(今属大洼县东风镇),字金义,早年入于大川匪帮,为“二挡把”(即二把手)。因其入伙时年仅十五六岁,且身材短小,遂人送绰号“蔡小疙”。于大川死后,蔡小疙为匪首,报号“宝山”。


九一八事变后,蔡宝山联合邻伙组成“保国卫民义勇军”,蔡为首领,并改名蔡济民。其属下一律佩戴“保国卫民义勇军”红袖标,活动在驾掌寺(今大洼县东风镇域)一带,队伍迅速扩展到近千人,与张海天、项青山等联合组成“抗日扶民救国军”,后被辽南义勇军军团部任命为第11路军司令。


民国二十年(1931102日,蔡宝山率部700余人分四路向牛庄进攻,城内日军竭力反击,一时难攻下,蔡宝山便下令烧了“永丰德”商号和日本人经营的“中岛当铺”,随后又攻打“春发当”和“海兴涌烧锅”等据点。午后3时许,日军增援到达,蔡宝山率部转移到沙岭。


同年1228日,蔡宝山与东北装甲火车部队,以及项青山部联合夜袭田庄台,有近千名义勇军参加战斗,从田庄台关帝庙两侧向日军猛烈射击,最后与日军展开巷战。午夜,日军退往田庄台河对岸的水源,蔡宝山等义勇军亦于拂晓率队撤离。


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蔡宝山部于田庄台北活捉一名日军随军记者,并缴获一辆摩托车。


民国二十二年(19332月,蔡宝山与盖中华、卢士杰等部义勇军联合,与日伪军战斗在平安桥、九台子、湖嘴子一带。316日,于卢家屯击退入侵伪军王殿忠部。


在日渐恶劣的条件下,蔡宝山率所部坚持抗日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后隐居于阜新。民国二十五年(1936)遭叛徒告密,蔡宝山被捕,很快被杀于盘山县城西门外,年仅3817


盖中华(1901-1935


原名盖凌香,盘山县沙岭镇三台子村人。家境殷实,读过私塾,练就一身好枪法。


九一八事变后,盖中华辞家投身抗日,与张海天、项青山等人一起举起了抗日大旗,并拉起了自己的一支抗日队伍。其所部人数最多时有三四千人,多数是失去土地的庄稼人,另有部分散兵游勇,也吸纳了一些愿意抗日的绿林人物。枪马多是个人自己带来的,吃饭则就地解决,打到哪儿吃在哪儿,当地群众和工商店铺都愿意帮助抗日队伍。盖中华所部在抗日初期神出鬼没,机动灵活,打了不少胜仗。并与张海天、项青山等人积极配合,在沙岭活捉凌印清,辗转作战于田庄台、牛庄、海城和大石桥一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初,日寇把义勇军当作心腹大患,派重兵进行“围剿”,使之陷入困境。当年10月,盖中华奉命到热河参加会战,失利后返回盘山。在日寇猛烈的“围剿”下难以立足,就决定转移到北镇山区去建立根据地,转移途中遭遇日伪,混战中仅盖中华等数人杀出重围。为便于躲避日伪搜捕,几个人分头隐蔽,盖中华只身摸到青岩寺,扮做僧人成功掩护了身份。


形势稍缓后,盖中华找到刘海山、韩随心两名旧部,一起去奉天筹集军需物资。在奉天抢了一家日本洋行,之后三个人又分散行动。


民国二十四年(1935),盖中华从鞍山潜回盘山,欲联系旧部东山再起,然而遭叛徒出卖而被捕杀于亲戚家中,年仅34岁。后尸体被一郭姓村民运回沙岭掩埋。盖中华遗孀携7岁幼子盖相文东躲西藏,躲过了日伪搜捕并得以生存下来18


盘锦义勇军的主要战事


义勇军全称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系民间自发的抗日组织。在统归“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之前,义勇军既无编制,也无番号,而是各自为战,散落于东北各地。他们以老旧的武器,在衣食无着、弹药匮乏的状况下,与日本侵略者拼杀在这片白山黑水间,也在辽河西岸的本境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战争史。


本境义勇军的重要战事,主要发生在日寇侵占锦州的前后。


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当天,日军在侵占沈阳的同时,南满路、安奉路沿线的日军亦全面出动,导致海城、营口、安东等地亦迅速被日军占领。923日,张学良电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两署于102日正式办公。124日,国民政府的“锦州中立区”计划,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和学生的强烈反对下宣告破产,南京政府遂命张学良死守锦州。


1218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发出“辽西讨伐令”,意欲攻陷锦州,从而彻底瓦解国民政权和东北军。21日,日军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第八旅团、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共4万人,沿沟营、北宁、打通三条铁路,向辽西及锦州发起总攻击。作为锦州的屏障,本境亦因此迎来了事变后最激烈的保卫战。


锦州陷落之前,本境义勇军的主要战事有民国二十年(19311223日的田庄台之战、1226日的大洼之战、1228日的盘山之战、1230日的胡家窝铺之战、1231日的沟帮子之战。这些战役多为反复争夺的拉剧战,在各战进行的过程中,义勇军虽与东北军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但他们相互间的合作却并不密切,这使缺枪少炮的义勇军的战斗更加艰难,损伤也更为严重。此状况从如下记载即可略见一斑——


上月(193112月)23日,日军与驻田庄台之第二路义勇军正式接触,我(东北军)驻盘山之第十九旅六百五十四团皆欲前往助战,但因上方不准,忍泪袖手旁观。敌人以骑兵为主,掩护铁甲车前进,当然非仅有长枪之义勇军所能抵抗,未半日,死伤甚重,田庄台即落于敌人之手。大洼乃告危急……翌日……大洼失陷(时张海天部与日军在大洼激战)……25日,日军又来攻盘山,包围我铁甲车于盘山车站扬旗外,铁甲车中子弹已尽,众皆下车应战。时幸义勇军重占田庄台,敌人后路颇受压迫,又遁去,围始解,即将大洼克复。义勇军经二度大战后,已受相当损失,曾派员至第十九旅旅部,求借子弹重炮,十九旅不允,义勇军忽然变态,倒戈反击第十九旅之六百五十四团。双方混战时,日军又至,有飞机、坦克车及铁牛为助,于是六百五十四团全军覆没,而盘山又为敌人占领矣。19


上月(193112月)29日盘山陷落……(东北军)不得已退守沟帮子。30日晨6时,盘山日军骑兵,又分三路,猛力击破我军羊圈子第一道防线,电报电话线破坏无余,我骑兵两连,当被包围缴械。31日晨,闻日军多门师团长下令限即日会师于沟帮子,驻沟之义勇军,迫于义愤,准备作最后栖牲,同时又发表宣言,略谓“……决以此满腔热血,溅此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我中华民族自由之花……”午后4时,日军飞机来投炸弹数枚,即于是羊圈子以东发生战事。1日晨,日军多门师团,多派飞机6架,用机枪扫射沟锦间运输车辆,并以二旅团以上之兵力,包抄历家窝堡,来扑沟帮子。时我方义勇军出而应战……死力抗拒。及至傍晚,日军炮火尤猛,沟帮子全线动摇……20


自日军自营口进占田庄台以后,连陷大洼、盘山、胡家窝铺、沟帮子,而于正面出动之北宁干线日军联络。当每次日军进攻时,先以大队飞机在前方乱掷炸弹,以扰我军心,继以坦克车、装甲自动车,猛向前方,以极烈炮火,引导步兵猛扑;我方仅有义勇军及铁甲车在沿途自卫,如何能与抵抗?不数日而营沟全线均为日军夺取。21


对于锦州失陷前的各地战况,黄显声作了如下报告,从中可对本境战事有个整体了解——


……(1931年)1220日,日军即由兴城进攻,至门岭时,既与我义勇军第二路第十四总队开始冲突,日方有骑兵四五百人,而我方骑兵则较日方尤众,二路及四路皆集中沙岭应战,而日军未能前进。后日军向田庄台出发,我军第十九旅两营及海防旅二营被困,十九旅两营逃出,但海防旅终未退出。后义勇军赴援,激战二日二夜,方能解围,双方栖牲皆甚大,义勇军获炮11门,俘虏48人,获枪273支。后又有日军80余人,被我军围困。而当地商团(指田庄台商会)则与日军妥协应战,致使日军解围。


193112月)29日盘山十九旅完全退出,并未通知义勇军,致被敌人占领,后又由义勇军夺回。当时因田庄台、大洼、沙岭受伤之义勇军共有400余人,医院等处并无准备,轻伤者多每人给大洋50元,送至村邻,并输送百余人至锦,以免被敌人暗算。


30日大虎山开始接触,当时义勇军每人有子弹150粒,至大凌河北岸时,每人即只有三四十粒。至1日时,子弹不能输送,沿站秩序亦乱,故至2日早子弹来源断绝,但我义勇军南二支队战况甚佳,在一村中围困日军40名。有义勇军200余人乘马至锦,领取子弹,但因子弹缺乏,未能如愿。当时该员即放声大哭,将所有处中子弹扫数给与彼等携去……22


这些战役之中,当以盘山保卫战最为惨烈,因为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119日,伪满“民生部”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而指定“纪念史迹”之际,锦州省仅有的三处“纪念址”中,就有“盘山战迹”一项,与“锦州入城纪念址”、“古贺联队勇战纪念址”并列23


民国二十一年(193213日锦州失陷以后,东北军大部奉命退入山海关内,关外所存留者仅骑兵第三旅及各路义勇军,而日军则仍派大兵继续进击。在愈加孤立少援的情况下,本境义勇军在接下来的时日里又屡次攻击海城、盘山等地日伪军,志在收复失地——


民国二十一年(1932116日,“张海天、项青山部,围歼由海城进犯沙岭的日伪军,激战一夜。日军大尉河野英基被击毙,敌军伤300余人”;527日,“项青山等部攻占辽中县城。29日攻占台安县城”;82日,“老北风等部4000余人,袭击营口、海城日军守备队”;926日,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指示东北各地抗日救国军一律改为“东北义勇军”。辽宁地区抗日救国军5个军区,改为“东北义勇军”5个军团。王化一任第二军团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司令部设在盘山县九台子。在北至辽阳、东至凤城,南至营口、西至盘山、台安的广阔地带,抗击日本侵略军24


所有这些抗争虽无力扭转大局,却给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尤其是彰显了民族气节。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底,从黑龙江抽回兵力的日寇开始对辽宁义勇军集中“讨伐”,本境各路义勇军与之进行艰苦的拉锯战,弹尽粮绝之际按救国会的部署撤往关内,撤离过程中遭遇不同程度的失散,部分撤到热河继续抗日,部分仍留在关外并加入抗日联军。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