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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文化

      作为退海之地,本境一度被认为人类进驻较晚而没有历史,7处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显然推翻了这一说法,并将本境地域文化的起源切实上溯到了5000年前。5000年前的本境境域尽管仍以沼泽居多,然而远远高出其周围地表的坨子地、岗子地、台子地等,却使古人类得以在此择地而居,休养生息,从而使本境与华夏大地一起开始了人类文明篇章的谱写。


七处新石器文化遗存均位于坨子地


 本境的7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一个显著共性,即均坐落于俗称“坨子地”的高岗地上。坨子地也称“沙坨子”、“沙岗子”、“台子地”、“岗子地”等,是本境的典型地貌,高出周围地表2米至15米,这样的高度对本境所在的平坦的下辽河平原而言,已经很是突兀。


    关于坨子地的形成,简单地说,就是由河流冲积而成的高岗地。


    本境河流纵横,尤以辽河与绕阳河为大,在并无河堤防护的历史时期,两条河流都免不了常常泛滥,致使河水溢出河床,于两岸自由漫流,并随坡就势地蜿蜒涌向西南,奔向大海。进程中遇到阻碍即“挡头儿”的时候,河水流速就会放缓,河泥就会在此沉积。日久天长,此处地表就会渐渐增高,形成为一处浅滩,每年被水淹没的时长都会逐年缩减。丰肥的河泥又使浅滩慢慢长出芦苇及其他耐湿水草,这些植物的根系有效保护了浅滩,使之泥土不易被再一次泛滥的河水给冲刷带走,同时也使随水而来的河泥更多地淤积于此。久而久之,浅滩的规模就愈来愈大,地势也愈来愈高,终于成就为高出周围地表的坨子地。


 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形成模式仅是就本境东北部的坨子地而言。本境西南部沿海地区同样也分布有许多坨子地,其成因却迥然不同,主要是由于潮汐的作用:潮来潮往的过程中,潮水受到阻碍,泥沙得以沉积,渐成坨子地。由于海岸线是由东北向西南渐退的,故而本境西南部坨子地的形成年代,要较东北部的相对迟晚。


    两者的文化性质也因此产生了不同。


    西南部的坨子地是由海水与海河两合水冲击而成,其土质盐碱含量高,能于上面自然生长的植物,最初只是耐盐碱的碱蓬草之类,盐碱渐退之后,芦苇等植物才能生长。由于濒海,此类坨子地通常会成为原始渔民的落脚点和聚居地,其文化遗留以贝壳等海洋物产为主体;由于其形成年代稍迟,以至于没能成为本境原始文化的最早发育地。


    东北部的坨子地则由河泥淤积而成,土质相当肥沃,可以肯定本境的第一株树木长于其上,第一只越境而来的野生动物亦繁衍于其上。这些坨子地间夹在成片的沼泽地和盐碱草甸子当中,虽然仅仅高出周围地表几米至十几米,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高度,这使坨子地成为本境最早蓊郁起来的土地,使第一群沿辽河而下的原始人类得以栖居于此,并能够在此获取相应的生活资料,从而长久地绵延下去。本境的原始文化亦由此发轫。由于土质肥沃并紧临河流,这些东北部坨子地上的原始居民,很快就发展为以农耕为主业。


    从考古发现可知,新石器时代以至接下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本境东北部的坨子地均属土质,现今眼见的沙质只是后来的变化,否则原始人类断不可能栖居于此,也就不可能留下如此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土质的沙化大致发生在辽金元以后。辽金元以后东北大地人口渐增,土地开垦范围日益扩大,逐渐导致水土流失,来自西北的风沙随之而至,风走过,沙留下,堆积在高出地表的坨子地周围,将其慢慢包裹成沙坨子。今天的沙坨子,一般在其地表以下1.5米至3米处,即可见土层;沙包之下,土层之中,则包含着诸时代的文化遗存。


    北沙岗遗址(亦称“文奎遗址”)是本境新石器文化的典型遗存,位于今盘山县高升镇文奎村,是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坨子地,由高低不平的沙丘环抱而成,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500米;西岗子遗址,位于今高升镇东么村,文化层深度2米,西2公里为绕阳河;七棵树沙岗遗址,位于今高升镇七棵树村;三道梁遗址,位于今得胜镇三道梁村;点将台遗址,位于今沙岭镇沙岭村,东侧紧临外辽河(古辽河);郑坨子地遗址,位于今沙岭镇三河村郑坨子自然屯,东侧紧临外辽河(古辽河);沙坨子地遗址,位于今兴隆台区兴海街道粮家村,西北500米处为辽河,由东北向西南奔流而过。


    对本境而言,辽河与绕阳河之间的坨子地是原始文化的发源地,人类在本境的第一双足迹、第一缕炊烟、第一间窝棚、第一畦蔬菜、第一片庄稼,人类打磨的第一件石器、制造的第一只陶罐,以及人工饲养的第一群鸡鸭、第一圈家猪,如此种种都发生于此,发育于此。这些坨子地的存在,相当于沙漠里的一块块绿洲,为原始人类提供了一块块宜居之地,从而使退海之地的本境也同华夏大地一样,拥有了5000年的人类文明史。


石器与渔猎、采集兼农耕的经济形态


    从采集到的文物标本可知,尽管本境的农耕事业最早起步于东北部的坨子地,然而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此处的原始居民则仍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原始的农耕作业对生活资料的获取而言,还仅能起到辅助作用。 


    在本境7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采集到了一定数量的石器,其中以磨制为主,打制为辅。磨制石器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一个标志,堪称石器时代已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的象征,磨制石器在本境的大量出现,也就表明当时的原始居民已处于青铜时代的前夕。打制石器则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存在,比磨制石器更为原始和古老,制作也相对简单,不过虽不及磨制石器高级,却比其具有更为锐利的刃口,尤其是打制得更为精细的细石器,在使用的时候更有效率,以至于一直沿用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甚至到青铜时代还有存在。


图上1-1新石器时代细石器,盘山县高升镇北沙岗遗址出土,

盘锦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藏(牛力强摄影)。


    本境发现的磨制石器,多以青石为原料,其质地更易于砥磨;打制石器包括细石器,则以质地更为坚硬的燧石和石英石为原料。这说明当时的本境居民已对岩石性质有了一定认知,能根据石器的不同作用来选用质地不同的石料。其砥磨和打制技术也已经很熟练,其中细石器中的石镞呈现着非常精致的对称形状,显然以精心的打制对边缘进行了细致修整,并使之具有了更为锋利的箭头。鉴于本境并无拳石,推测这些石器的石料采自辽河及绕阳河的上游地区。


    就石器类型而言,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多为石镞、刮削器、砍砸器,磨制石器有石斧、石铲等。其中石镞即石制箭头,具有一定的穿透力和杀伤力,主要用于射猎动物;刮削器的作用类似于刀具,可切剥兽皮和切割兽肉;砍砸器器身厚重,形状多样,能起到砍劈、锤砸和挖掘等多种作用,主要用于砍砸兽骨,亦可砍伐树木、砍削木棒、挖掘植物块根和砸碎坚果等;石斧体形厚重,呈梯形,两面刃,具有砍伐等多处用途;石铲为长条形的石片,既可翻地垦荒,又能掘土刨坑以利播种。从这些石器的不同用途可知,狩猎、采集与农耕在本境同时存在。


    可以对这种混合经济形态加以佐证的尚有三点:一是于西岗子遗址还发现了一处生活垃圾的灰坑,内里夹杂着大量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二是于北沙岗遗址还采集到一件陶网坠,显然是渔事作业的文化遗留;三是北沙岗遗址还同时出土了一只石臼,而国内同期的考古资料已然表明,举凡已出现原始农耕的地方,基本都有谷物加工工具的出土。


    综上所述,渔猎、采集兼农耕的生产方式,是新石器时代本境居民的基本经济形态,且应该仍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原始农耕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样的发展步伐与东北地区的整体进程亦是相符的。


陶器及“之”字形陶纹与彩陶片


     本境新石器文化遗址的陶器残片出土较丰,且出现了彩陶片与“之”字形纹陶片,将本境新石器文化的源头指向了辽西的红山文化。


    从器物类型上看,相对于辽宁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同期考古发现而言,本境新石器文化的陶器类型尚较贫乏,主要有陶罐、陶钵、陶盆、陶鬲等,另有部分陶器残片由于太小,已无法辨别其所属器型。不过各类器型的具体形制却已趋于多样化,如陶罐已有敞口鼓腹罐、直口筒形罐、敛口直腹罐之别。


    从陶器质地上看,细泥质陶很少,夹砂陶较繁,多呈红色、红褐色,间有少量黑色。此类陶器较细泥质陶器更耐高温和温度的骤然升降,故而在制作炊煮器具比如陶鬲时会刻意使用,这也是人们对不同质地的陶器性能已有所认知的一个表征。不过从本境的出土陶器来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因为在陶鬲之外,其他陶器比如陶罐、陶钵也多属夹砂陶,仅有少量未能判明具体器型的红陶片和彩陶片等为细泥质陶。这表明淘洗陶土从而去掉杂质的做法,本境居民还尚未习惯,仅是偶尔为之,而辽宁省其他地区的同期出土陶器,则已有较多细泥质陶器存在了。
 


图上1-2新石器时代陶器残片,盘山县沙岭镇点将台遗址出土,

盘锦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藏(刘春喜摄影)。


    从制陶工艺上看,均属手制,多为泥条盘筑法。横向相较,这样的技艺不算先进,但鉴于绝大多数陶器还同时呈现出的诸多其他特点,比如普遍胎薄,烧造火候整体较高,器物表面多已磨光,以及出现孔眼整齐而光滑的人为穿孔等来看,也并不能将其归于落后之列。


    尤其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此时期本境陶器的装饰技艺已达到一定水平,装饰手法已颇为丰富,有骨器加工法、指甲加工法、复加堆积纹法等多种;纹饰类型也很发达,有骨器压印的深沟纹、直线纹、细绳纹等,刻划的几何纹、菱形纹等,有指甲鱼鳞纹、堆纹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出现了“之”字形纹饰。


    作为一种陶器装饰纹,“之”字形纹也有“弧线纹”及“篦纹”之称,是一种连续折弧线编织纹。这种纹饰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南到福建金门、广东海丰等地,北到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都有存在。辽宁境内亦分布广泛,朝阳、丹东等地都有出土,以沈阳新乐下层最为典型。“之”字形陶纹的这种分布状况,表明了华夏各地的文化共性,被考古界认定为早在5000年前,中原与东北就已存在文化联系的有力证据,这样的起始时间显然已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想。


    这种珍贵的陶片发现于高升镇境的北沙岗遗址,为此时期本境少见的泥质红陶,烧造火候较高,胎薄,表面磨光,红色的陶衣上压印有“之”字形纹,线条十分规矩。与其同时采集到的,还有另一种横压直线纹的红陶片,线条亦很工整。在沙岭镇的点将台遗址,也采集到了“之”字形纹饰的陶片,不过其质地为夹砂红陶。经拼接粘连,发现其一为直口筒形罐残片,其二为敞口鼓腹罐残片。两者均属手制,烧造火候高,口沿下有复加堆纹带,上压指甲纹,短颈,平底,“之”字形纹横压于罐腹,表面磨光,整体看上去特别规整。当这种纹饰的陶片在1982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发现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十分振奋,因为它表明早在四五千年之前,本境与其他地区的文化纽带就已联结。


    与“之”字形纹陶片同样需要特别强调的,还有彩陶片。


    陶是中原仰韶等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更是东北地区红山、小珠山中层、小河沿等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广泛存在于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各地的彩陶器无论是陶器质地、器型,还是彩绘的布局、图案及其整体风格,相互间都存在着许多共性,并由此成为中原与东北地区的文化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存在的又一个见证。


    在辽宁境,彩陶器则是辽西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特点是红色陶衣上绘有勾叶圆点纹、弧形三角双勾涡纹等图案。本境的彩陶片出土于北沙岗遗址,亦属同期少见的细泥质红陶,胎薄,但火候相对较低。在其红色的陶衣上面,以黑彩绘有直而宽的线状勾叶纹,构图虚实相间,线条流畅明快,采集之际虽有碱蚀褪色现象,却依然泛有光彩。这块彩陶片的文化元素与辽西红山文化的彩陶器如出一辙,两者间共性的存在,使考古人员推断,本境的原始居民源自红山文化的先民,由于某种原因,当年有部分红山文化先民离开原驻地,沿辽河与大凌河西下,直至大海边缘落脚,从而开启了本境原始文化的奠基。


    这里所说的共性,并非指两者一模一样,实际上一切文化元素在传播、流转的过程中,都势必会由于各种因素而产生一些变化,或者生成一新的特征,但是两者的核心文化元素是不会改变的。事实是,彩陶片在本境的出土仅此一块,却是弥足珍贵的一片,它让后人对本境先民生成了一个大致了解,而不再那么茫然;它与红山文化所呈现出的共性,亦为本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找到了渊源。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