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就文化发展的环境而言，清代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本境所经历的最好的时期。理由有三：一是这200多年基本是和平的，不再有明代那种迫在身边的民族冲突，亦没有接下来民国年间的军匪混乱与殖民屈辱；二是境内居民于此时期大有增加，不再如辽金元时期那般户口寡淡，而境内居民正是地域文化的创造主体；三是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生活物资日益丰盈，给了文化以破土发芽的沃壤。于是在长久的孕育之后，本境到底迎来了地域文化的破蚕成蝶时刻。

民族文化交融的日常化转型

女真的入主中原，使边墙内外各民族间曾经的敌对关系不再，各民族居民均已理论上同属朝廷赤子，即所谓天下一体。这样的时代背景，使民族文化于本境的交融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即由此前的难以交流或偶尔交流，变得特别日常化，又因日常化而尤显寻常。这种既日常又寻常的交流方式，使民族文化融合得更为深透，尤其是满汉文化之间。

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并非清政府的意愿，实际上清政府很想使满族风尚始终保持在浓郁的程度，并因此一直阻挠满汉居民的进一步接触。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关内移民实行封禁政策，阻止其向东北的持续流动；二是于东北地区设置了柳条边，阻止汉人进入边内的满族聚居区；三是对边外旗民与汉人实行分治管理。

后者比如本境之田庄台和二界沟，两者虽与牛庄同隶海城县，行政却迥然不同。田庄台、二界沟是汉族聚居区，以海城知县为地方长官；牛庄是满族聚居之域，以军政性质的防守尉为其长官。理论上县境内的民政、财政、司法等一应事项，均由知县负责，但若涉及旗地征收、旗民田房争讼等事项，则海城知县必须与旗署的牛庄防守尉共同会审方可。这种分治管理直到光绪元年（1875）始才结束，此后方“无论旗民诉讼，概归（知县）审理，以一事权。此为政治革新之始”^（70）。

尽管有着官方的种种不满与阻挠，满汉民族却仍在清代200余年间得到了持续互动，且使满汉文化的交融在这片白山黑水间实现了日常化转型，从而融合得尤为彻底，以至于在语言、饮食等生活习俗的诸多方面，都得到了鲜明体现。本境亦不例外。

满族是本境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早已达成了满汉文化的水乳交融。在语言上，以满汉杂交所产生的一批新语汇，成为本境居民的惯用语，如源自满语音译的“喇忽”（马虎）、“稀罕”（喜欢）、“磕碜”（难看）等；居住上，本境农家的火炕多是沿袭满族火炕的布局，于炕头设“祖宗板”，炕梢摆放箱柜并上摞被褥枕头等；民俗上，流行于本境的结婚当天“敲门喊妈”、“坐福”、“童男压车”、“小叔子拉一把，有车又有马”等仪式，都是源出满族的婚俗，甚至在冬季取暖方面也借鉴了满族的方式，从而使各种材制的火盆流行一时；饮食上，起源于满族的火锅、五花肉酸菜、豆面卷子等，至今仍为本境居民所钟爱。

这是满族文化向汉族居民群体的渗透，反之亦如此。任何时候，文化的封闭、排他都是暂时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才是一般趋势，无论过程中是否存有阻挠。

在满汉民族的文化融合之外，本境汉族与回族之间的文化也在同期得到了空前交融。时隶海城县的田庄台镇，清初即有回民陆续入驻，并聚族而居在镇西南的马莲坡一带，随着入住回民的日渐增多，马莲坡即被俗称为“回回街”。田庄台回民属业专精，多以屠牛宰羊及做黏食如切糕等为生，且风俗强悍，道光年间曾以垄断网利、啸聚械斗而被清廷所知。回民与汉人的同居共处，虽必然会生成一些民族摩擦，却也同时促进了双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了解进而融会。比如回民的饮食习惯不但渐被汉人尊重，其食品亦逐渐被汉人迎纳，甚至对其产生偏爱。这一点的鲜明表现，是田庄台回民中有许多制作切糕的世家，那意味着在曾经的年代里，即使单纯制作切糕也能养活一家老小，已足见汉族群体对切糕的喜爱程度之深。

有必要指出的是，有清一代这种民族文化交融的日常化转型现象，既是空前的，也是普遍的，堪称整个东北地区的共性，而非本境的特案。此过程对东北地区现今的文化属性意义重大，实际上它奠定了这片白山黑水的整体地域文化基调。

移民使区域文化深度整合

在民族文化交融的日常化转型以外，本境在清代的文化发展还呈现出这样一个特征：随着各地移民的陆续进入，汉文化范畴里的区域性文化，亦于这方水土得到了深度整合。这种汉文化内部的交流与融会，使本境的汉文化愈趋纯粹，纯粹而又不失丰盈。

作为退海之地，地旷人稀始终是本境的特点，直至明代始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明末清初的战乱则使人口再致凋零。清初的移民招垦政策，以及接下来的“闯关东”现象，复使本境人口渐众。不过这一时期的人口构成已不同于明代。明代本境所增人口多为驻军及其家属，他们的到来是被动的，到来之后的落脚点及其谋生方式，也大多是被指定的；清代本境的所增人口，则多是关内民间自发的零散流动，他们的到来既是分散的，也是主动的，到来之后的谋生方式或谋发展的途径，也多是根据个人所掌握的技能而做的自主决定。

这样的差别，就使这些陆续到来的关内移民，在选择具体落脚点的时候更具针对性，会依据个人的所长来选择相宜之地，以此保证自己能尽快站稳脚根。久而久之，就使本境呈现出了移民的群体性分布趋势，且是双方的自发性聚合——

作为商埠流通之地的田庄台，吸引了很多商道中人，这些人或者怀揣一定资本，或者具有一定的经商技能，他们有的在此自开商铺，有的受雇于人当掌柜的，有的则只当春来秋返的行商。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家境贫寒的关内农民，这些人可能衣衫褴褛，却身体健康而有着一身力气，于是他们以到码头当小扛儿（力工）来谋取生活之资，直到获得新的机遇再相继离开，或者由于缺乏离开的能力而一直留在这里。

作为守着辽东湾渔场的天然渔港二界沟，则吸引了众多关内渔民，他们或者拥有渔船，或者拥有掌舵、撒网的本领，前者自行捕捞，后者受雇于人；也吸引了更多贫穷又身无所长之人，他们尽可能地让自己受雇于船主，以杂工的身份随船出海，并于此过程中强化生存的能力。聚集到二界沟的人，以河北、山东等沿海一带居民占绝对优势，他们熟悉水性，也对外海捕捞有着或多或少的经验。这也是二界沟与本境其他地区的一个不同之处，本境其他地区所吸纳的移民群体并无明显的地域特征。

清代200多年间，有更多的移民，则陆续分散到了本境的内陆地区，有资金者领地自耕，无资金者充当佃户。他们以农民的身份而来，亦以农民的身份在这片土地上求生并逐渐扎根。许多年后，他们已被视为本境的土著。

图上5-14清侯氏家族墓碑，立于盘山县羊圈子镇后杨村（刘春喜摄影）。

纵向观之，清代是本境流动性最强的时期，而且这种流动里含蕴着更强的自发与自愿。当这些自发且自愿趋附而来的移民，开始在这片陌生的土地学习崭新的谋生之道时，他们对文化的吸收与辐射，就都会更为自觉，也更为强烈。

常言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当这些天南地北的人聚集到一处，也就导致了不同风俗的混杂。文化所固有的差异性、封闭性以及排他性，势必会使这些不同的风俗相处困难，隔阂与摩擦肯定在所难免。这一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带着自己难以磨合的观念或习俗；而大部分人，则会为了生存或发展，自愿去迎合其他文化，并自觉地在自己的观念、信仰、饮食等文化载体上，作些必要的改良，以达成“入乡随俗”的效果。

如果说文化的融合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妥协，那么这种妥协也是双向的。那些入驻本境更早的群体，也会与迟来者一样作出文化上的改变，以求彼此相处得融洽，进而谋得自身存在的安适与长远。比如流动人口最多的田庄台，时至今日仍以传统小吃闻名遐迩，这些小吃之所以得以延续数百年之久，当在于经营者在所制食品的口味上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改良，调和了各方人士的不同口味，以便能被各方人士迎纳。也就是说，当文化涉及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之时，文化的交流与融会都将变得更加自愿与自觉，也会因此更加深透和彻底。

这种双向的妥协之所以能够达成，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本境的土著群体和客籍群体实在是不相上下，其文化劲头堪称势均力敌，这使“入乡随俗”在本境的文化交融过程中并未能占据上风，而“喧宾夺主”的现象也不易得到突出。实际上，主客双方的固有文化都在这长达200多年间的文化互动中，均作出了杰出的让步，以此促成了双向的成功渗透，进而使本境的汉文化更趋纯粹与丰满。与此同时，汉文化又以这样的势态与满族文化做着进一步的融合，最终成就了本境今天的地域文化面貌。

宗教发展及其代表性寺院

有清一代，宗教于本境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佛教与道教的信仰普及化，寺院较前代显著增多，并现代表性建筑；二是耶稣教与天主教亦得以传入，且不乏信众。

 佛教与道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基本是受了两大因素的积极促进——

一是关内移民群体的持续壮大，使中原汉文化的扩散势头更为强劲。表现在宗教上，就是移民在迁徙之地陆续复制了家乡的寺庙与道观，以重建他们在故乡早已习惯了的礼佛敬道的生活方式。此因素是普遍性质的，几乎整个东北地区都有体现。

二是本境与广宁为邻，且有大部地区隶属广宁。广宁的医巫闾山则是宗教盛地，清代时佛道两教均已相当兴盛，这使其很容易就能辐射到本境。此因素并非整个东北地区宗教发展的共性，而是本境独有的地域之利，也是本境与广宁之文化地缘绵延如缕的一个表征。盘山街里的天仙宫，就是这一因素的典型表现。

从《盘山县志》收录的《增修天仙宫碑记》可知，天仙宫原是一座小庙，且“摧残久矣”。医巫闾山海云观的分支“龙门十九代柴圆盛、二十代崔明方”，云游途中“目观神伤”，遂“随缘募化”，在旧有基础上新修了“关帝殿三间，娘娘殿三间，西偏房三间。虽云草创，视前已自改观也”，并住持于此。到崔明方之徒即“二十一代李至有、张至量”住持之际，则又“殚廿余载之辛勤，功行倍至，捐数千金之费用，增补尤多。复于咸丰九年（1859），拓其地基，廓其栋宇，筑其墙垣，鸠工选料，刻桷丹楹，庙貌遂愈整肃焉。且又置市房一处，地数段，永作香火之资”。天仙宫始有“金仙精舍之规模”，且“光昭于前继之者，功成于后”^（71）。

天仙宫之外，清时本境有名的道教寺院，还有“沙岭、田家镇、孤家子村各关帝庙，铁场堡、狼窝、郑家店、千家塞各娘娘庙、药王庙、老药王庙（即始建于明代的西跃村药王庙），均系清真道”；有名的佛教寺院，为“杜家台、二夹沟各关帝庙，大板桥龙王庙，沙岭、平安堡、高平娘娘庙”^（72），以及今大洼县西安镇小亮沟村的顺河寺（始建于顺治五年，即1648年）。其中以杜家台关帝庙为最。

《盘山县志》中收录有两篇关于杜家台关帝庙的碑记，从中可知杜家台（今盘山县太平镇杜家台村）“旧有关圣帝君神祠，于道光二十年（1840）间增修菩萨、药王、龙王宝殿，迄今风雨摧残，瓦垣颓废”^（73）。“自住持僧绪禄被剃入寺，慨香火之未盛，愤赀产之无多，竭力经营，苦心撙节，无俟沿门托钵，何劳集腋成裘，遂将关帝庙及各神祠一一改建，一殿三堂，金身法相，莫不丹青炫耀，金碧辉煌……而庙西有潮沟一道，临流者厉揭皆艰；庙东有旅舍数椽，投宿者输蹄恐挤。僧又以佛之慈悲，救世之险阻，造千万人往来之桥（即位于杜家台的绕阳河大桥，木结构），过客无虞病涉；创千万间广大之厦，征夫共庆获安第。星霜剥蚀，非补葺何以常新？风雨摧残，非修除乌能持久？而孝子难为无财之悦，巧妇莫为无米之炊。僧谋深计远，爱是赀财厚集，以偕衣钵同传，兼虑后人不肖或浪费如泥沙，且恐豪霸并吞，或计侵其产业，故既存案卷于官衙，复欲勤贞珉于本寺，用垂永远，以备查核。唤予为文以识之。予乃不揣谫陋，吮墨濡毫而为之记”^（74）。

佛道两教之外，随着回民的陆续移入，伊斯兰教亦随之而来，使清真寺也得以在本境的回民聚居区如田庄台镇、沙岭镇等地陆续建立起来。其中田庄台镇的清真寺，系清代名将左宝贵（亦属回民）筹资所建。聚居于田庄台马莲坡一带的回民，原来仅集资建造了三间土房，作为礼拜堂。光绪十九年（1893），左宝贵到田庄台筹办海防，见礼拜堂简陋狭小，便发义举而首倡捐赠，协同当地穆斯林乡绅修建了一座设施完备的清真寺。该寺曾于民国三十年（1941）重修，毁于1975年的火灾，至1982年重建，迄今仍是本境回民的重要礼拜场所。

图上5-15始建于清代的田庄台清真寺（背面）旧貌，

摄于民国时期（田庄台镇政府供图）。

作为“洋教”，天主教于盘山厅“北二乡十字屯修有教堂，咸丰年间创立”，信众为“男七十八口，女八十五口”；耶稣教（即基督教）于“县街（今双台子区）、沙岭、高平三处立有教堂”，信众为“男五十五口，女十七口”（75）。这样的表述并不够全面，实际上这两教的教堂与信众，在田庄台镇都有存在，其中天主教神甫府建于光绪年间，宣统元年（1909）重建，均为信徒李海章倡之；基督教堂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有信徒近百人。

总而言之，清代是本境史上宗教空前繁盛的时期，且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位置上，为其在民国年间的进一步发展铺垫了坚实基础。

柴朴修纂《盘山厅乡土志》

当时光流转到清代，本境已与东北其他地区以及整个华夏大地一样，经历了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然而以文字记载为形式的文明结晶，却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始才出现，即柴朴修纂的《盘山厅乡土志》。这样的文明进程，或许有理由让人叹惋，不过也没必要非得如此，毕竟先祖们始终摸爬滚打在一片斥卤荒碱的退海之地，文明在本境的积淀尤其是绽放，耗费上较他方多得多的时日也是理所应然。

此刻深感遗憾的是且只是，已无法对柴朴了解得更多。

通过修纂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盘山县志》，仅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柴朴，字子棫，甘肃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至光绪三十四（1908）年四月，任抚民通判，为盘山厅的第二任长官。

自盘山厅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治以来，到宣统三年（1911）清代结束止，年近九载中，官经八任——

第一任，马星衡，字吉升，籍贯不详，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到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卸任，在任9个月零17日。

第三任，吴灵凤，字次明，湖北人，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一日到任，本年十一月七日卸任，在任6个月零6日。

第四任，吴瞻莪，字云士，安徽人，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到任，宣统元年九月一日卸任，在任9个月零23日。

第五任，廷瑞，字辑卿，京旗籍，宣统元年九月二日到任，宣统二年二月三十日卸任，任职5个月。

第六任，杨绍宗，字润荃，直隶人，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到任，本年六月三十日卸任，任职4个月。

第七任，易佩岳，字宝山，湖南人，宣统二年七月一日到任，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卸任，任职11个月零12日。

第八任，马俊显，字绩卿，吉林人，宣统三年六月十三日到任，并于民国年间继任，至民国四年（1915）七月卸任^（76）。此公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任辽阳知州。

从上述可以看出，盘山厅的每一任长官任职时间都很短暂，柴朴的任职时长算是其中之最了，为“一年两个月零二十七日”。而且柴朴还赶在了一个“点儿”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民政部给东三省总督下达咨文，要求“酌量设局，重修通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遂饬令各府厅州县，先修分志，以期早日编修省志^（77）。若非上头的指令所迫，想来柴朴断不会在刚刚到任的千头万绪之际，起意修纂志书，且是在毫无基础的前提下。

图上5-16清奉天民政司任命马俊显为盘山厅通判的公函（佟伟供图）。

或许也正因此，柴朴修纂的这部《盘山厅乡土志》比较仓促。全志不分卷，仅分历史、政绩、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15目，体例欠完备之余，所述也颇为简略。成书于民国四年（1915）的《盘山县志略》序言中，对该志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查盘山地方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行，向无县志，仅有近年所编《乡土志》一书，当时系属急就之篇，其间多未完备，尚有应行调查修正之处……”^（78）

——无论如何，该志的存在都已是如此令人欣悦且满足。

《盘山厅乡土志》的原本已然不存，今仅存抄本，为盘山厅第六任长官杨绍宗手抄，并将其更名为《盘山厅志》。杨绍宗于盘山厅任职仅4个月，该志抄录于他到任的第二个月，即宣统二年（1910）四月二十三日。2001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印行的《盘山厅志》影印本，即据此而来，从而使今人得以见到这部本境最早的历史记录——杨绍宗也因此被盘锦人所深记。

  【注释】

（1）（2）（17）（18）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卷四十，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一册第838页、第843-844页、第840-841页、第841-842页。

（3）（4）辽宁省档案馆编：《日俄战争档案史料》，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5年8月第1版，第349-351页、第357-358页。

（5）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卷三十九，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一册第804-805页。

（6）李有升主编：《营口地方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93页。

（7）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卷七十六，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二册第1802页。

（8）（16）柴朴修：《盘山厅志》（1910年杨绍宗抄本版）《水第十二》、《商务第十五》，辽 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

（9）（10）（11）（13）（14）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卷一百十五，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三册第2659页、第2658页、第2657页、第2657-2658页、第2643页。

（12）（15）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卷一百八，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三册第2471页、第2470页。

（19）（20）（21）（22）（23）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卷四十，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一册第843页、第844页、第844-845页、第845页、第847页。

（24）战役过程参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八册，中华书局，1994年7月第1版，第   445-459页。

（25）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六册，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第1版，第372页。

（26）（27）（28）（29）（30）（31）辽宁省档案馆编：《日俄战争档案史料》，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44-45页、第34-41页、第374页、第38页、第41页、第349页。

（32）（69）李蓉镜纂：《盘山县志》（1934年）《地理（塘地）》、《人事（实业）》，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第65页、第201页。

（33）（34）马俊显、孙名耀修纂：《盘山县志略》（1915年），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建置略第一》第4-6页、《政迹略第五》第6-7页。

（35）（36）（38）（39）（40）金毓黻编：《奉天通志》卷一百十九，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三册第2782页、第2785页、第2797页、第2785-2786页、第2792页。

（37）［明］熊廷弼撰：《按辽疏稿》卷五，“考选军政疏”条，第109页。

（41）［清］张文治、项葱纂修《广宁县志》卷二。金毓黻主编：《辽海丛书》，辽海出版社，  2009年8月版，第四册第2555页。

（42）（45）［明］李辅纂：《全辽志》卷二《赋役》；［清］杨同桂撰：《沈故》卷四。金毓黻主编：《辽海丛书》，辽海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一册第606页、第330页。

（43）（44）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卷一百四十七，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四册第3460页。

（46）（47）（56）柴朴纂：《盘山厅志》（1910年杨绍宗抄本版）《实业第九》、《商务第十五》、《兵事第三》，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

（48）张文澡、赵中鹄纂：《海城县志》（宣统）《实业》，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重 排版，第36页。

（49）（50）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卷一百六十四，辽海出版社，2003年3月影印本，第五册第3870页、第3875页。

（51）京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辑出版：《京奉铁路旅行指南》，1917年版，第84-89页。

（52）辽宁省档案馆馆藏资料。档号：JC010一01-008263；题名：《电为盘山知事弹压人民  掘开铁道由》。

（53）（54）马俊显、孙名耀修纂：《盘山县志略》（1915年），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政迹略第五》第1页、第2-4页。

（55）孙绍宗、张辅相纂：《海城县志》（民国）卷五《人物（下）》，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重排版，第158-159页。

（57）（58）（62）（63）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选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7-38页、第66页、第71-72页、第71页。

（59）（60）（61）台安县政协文史委编：《台安地方掌故》（内部资料），1996年第1版，第6-9页。

（64）李庆余事迹均引自李蓉镜纂：《盘山县志》（1934年）《艺文（文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第246-247页。

（65）请移盘山厅治所资料均引自马俊显、孙名耀修纂：《盘山县志略》（1915年），辽宁民  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建置略第一》第4-5页。

（66）（68）（71）（73）（74）李蓉镜修纂：《盘山县志》（1934年）《艺文（文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第253-254页、第255-256页、第248页、第250页、第248页。

 （67）（76）（78）马俊显、孙名耀修纂：《盘山县志略》（1915年），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建置略第一》第5页、《行政长官一览表第十三》第6页、《盘山县志略   序》第1页。

（70）孙绍宗、张辅相纂：《海城县志》（民国）卷六《政治志（行政）》，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重排版，第200页。

（72）（75）马俊显、孙名耀修纂：《盘山县志略》（1915年），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12月影印本，《宗教略第七》第19页。

（77）辽宁省档案馆选编：《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辽沈书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76  页。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