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5-12清于化鹏功德碑（前为仿制新碑），立于兴隆台区兴海街道陈屯村

（王利福摄影）。

刘春烺开浚双台子河

刘春烺（1849-1906），字东阁，奉天府新民厅南齐家窝铺（今属鞍山市台安县）生人。从如今的行政区划来看，刘春烺似与本境无关，不过在他的人生活跃期，本境与其家乡台安县同属新民厅，而且他于此生所做的最为造福桑梓的事项之一，即是开浚双台子河，故而追述士绅于本境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刘春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

开浚双台子河源起于辽河。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辽河在咸丰末年（1861）以前是独流入海的河流，是年发水，致右岸冷家口（今盘山县陈家镇境）溃决，河水顺双台子潮沟宣泄而去，并将该潮沟冲刷成新的河槽，使辽河干流来水至少有四成之量分流于双台子河。这样的分流大大提升了辽河干流来水的宣泄速度，也大大减轻了辽河故河道的压力，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辽河无患。双台子河亦因此被称为“分辽水”，以及“碱河”。

然后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是年春旱，致辽河水量骤减而部分河段断流。或许是为着保证辽河故道的水量之故，人们将冷家口的溃口堵塞。辽河干流来水由此全部重归故道，复又独流入海。这样的改变，使辽河在接下来的20余年间，决东决西，极少安澜，沿河两岸农田亦因此时常被淹，以致屡有灾民，屡需赈济。

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任奉天将军的依克唐阿，产生了改变“省南各属连年患水”之状况的迫切想法，并就“应如何设法宣泄等情，垂询新民举人刘春烺”。刘春烺于光绪八年（1882）考取“举人”功名，之后十年连续三次会试贡生而未中，遂潜心研读算术、历法、水利、医术等，渐以才名著称于辽沈，先后被盛京三大书院之中的奉天萃升书院、铁岭银冈书院聘为主讲。今被垂询，便在深思熟虑后，于是年五月初七日撰写了如下这道禀文——

窃维辽东天府之国，太祖、太宗得之以取天下，幅员千里，膴膴周原。地之隶河东者，开（原）、铁（铁）、承（德）、辽（阳）、牛（庄）、海（城），凡为城者六；而隶河西者，新民、广宁，凡为厅县者二。北起柳边，南薄于海。皇路之所经行，宗人之所移驻，兵防之所分布，八旗万民之所生聚咸萃于斯。一水安危，食贷之盈虚立判。

盖辽河一滨，所以通尾闾而达血脉也，东西官坝初设于康熙，再修于嘉庆至今。松文清公（曾为盛京将军）遗爱，故老犹能道之，然河势变迁，今已非昔，愈防愈决，日决日西。至咸丰末年（1861），西岸由屯界冷家口门溃开，顺广界双台子潮沟分流入海，下游减去四成之水，而河不为患者盖十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春旱断流，误被土人堵合，水势不得再分，遂二十年决东决西，河患永无平靖之日。朝廷顾念根本，散粥散赈，蠲赋蠲粮，正供所入之亏，尤倍于所施之数，流亡相继，公私俱伤。向使早悉河情，略施补救，固不至凋敝如今日也。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南绅严作霖出关放赈，目睹河防圮毁，慨然捐金两万两堵口修堤，更且上烦盖勤派员督视，卒至去年七月，水至如前，而新旧堤仍不免于崩决。现查河东决口十六段，为数阔至一千八百余丈；河西决漫口十九段，为数阔至二千三百余丈。此皆盛涨时必不能容之水，若另筹疏泄，即令连年屡堵，亦必连年屡开。所以然者，道光以前河运未开，远水之来其势悠缓，及近年船运节节上驶，河底刷深，水行迅疾，十日徐消之水，并于五日全消，三岔河既未加宽，焉得不上游多溃？此盛满则溢之理也。

为今之计，拟恳宪恩为全辽大局起见，不必专顾一隅，拣派熟悉地方，通晓工程，不避劳怨之贤员，前赴新民下游冷家口门一带，下抵广界双台子潮沟上游圈河等处为止，就土人所塞故河，详细勘测，仍因当日天然水道，两面略加堤障，遮护农田。

查此段东西不过三十里，约六千丈，计见丈取土二十方。北堤约需土十二万方，南岸尚有旧堤，略加培益，估土八万方，共土二十万方。每方约估一钱二三分计，共需银一万五千两。专就河心取土抛岸成堤，其地本系故河，与附近庐墓、田园均无妨碍，诚能火速兴办，于伏泛前竣工，择日祭坝，启水西入碱河，非惟上游工程皆稳，即省南浑、太诸水亦皆不受挤迫，咸得安澜，千里膏腴免再沉于泽国，民生苟利，国何不利之有焉。

大凡榷政捐章，非地方富庶宏开，均无所施其展布。若民生日蹙，岁不占丰，即种蠡复生，亦不能催流亡之科，急石田之税也。奉省一民，尺土皆宪天血战所留，贻既蒙肉白骨，而使之生，必当谋田畴；而使之养，开未然之田畴，在垦荒；保已然之田畴，在治水。减一分之水，即多留一分之田，较诸已荒施赈，亦轻利博重利之术也。

春烺卧疾家山，本年四月接奉听檄，转录宪谕饬为南绅代理堤工报国，心殷上下河干，必欲穷其致溃之本，倘知而缄默，致令河防终溃，则误民生；因溃防而仍劳赈济，则并误国计。不揣冒昧，竟以管见所以条呈，宪鉴伏维大师采择批示施行。

此禀上呈后，被所见者公认为“洞悉河情”的“探源之论”而“深蒙嘉纳”。随即刘春烺以“代理堤工”身份，与官方人员一起“前往所指之新民厅南冷家口门故址，并西抵广界双台子潮沟上游圈河等处，详细测堪”，将“宜如何加堤以护民田，启坝以杀水怒，绘具图书”。之后奉天将军紧急筹款，“除由南绅严作霖（字佑之，镇江人，国子监助教）捐修堤款两万两撙节项下动用七千两外，复拨库款七千两，两共一万四千两”，继之以“河心取土，抛岸成堤”为方案而“克期兴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计日竣事”。

自此，辽河正式于双台子河分流入海，频繁水患不再，沿河各县均沾其利。民国四年（1915）时，“查辽河自唐家窝铺以南，日淤日高，不过能消水十成之四而；冷口则日刷日深，已能消水十成之六。此亦河道变迁之定数也。揆厥河情，设非深浚辽河，而徒障冷口，万不能挽银河而使之倒泻，就今侥幸成工，则上游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况乎盘（山）、海（城）各县之存亡，与冷口之开闭实有密切关系，冷口开，则各属民命财产存；冷口闭，则各属民命财产亡。以故，四属人民抚今追昔，咸颂刘绅之功德不在神禹下”^（54）。

相对于就决口堵决口的通常做法，刘春烺对辽河水患的分流治理，实属根治。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辽河向双台子河的分流对本境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而言，尤其意义重大，主要表现于三方面：一是使本境免受了频繁水患；二是使丰肥的辽河水得以通过双台子河道斜贯本境，从而令两岸大片盐卤之地在其浸润下渐成膏腴，辟为境内居民得以取食的桑田良土。在前工业社会，良田毕竟是富民的重要资源；三是成就了双台子河，而双台子河又渐成辽河航运的辅助性航道，双台子镇的商业亦由此得到了跨越性的发展。

李龙石庚子变后维持治安

李龙石（1841-1907），字雨农，原名澍龄，后改名如砻，字龙石，自号东白、西青居士、黑饕子、小青莲。今盘山县古城子镇青莲泡村（原称“绕沟”）生人，祖籍山东省宁海州（今牟平县）。其父李五桥，名斗南，道光年间贡生。李龙石“幼承父训，成学最早”，咸丰九年（1859）考取秀才，同治元年（1862）考中举人，之后再试不中，便转而寻访同好，诗酒纵情，“工骈文，善词赋，书法自成一家，倜傥不羁，数奇不偶”^（55）。

光绪六年（1880），李龙石遭诬陷致罪，次年被革去举人身份发配萧关（今宁夏境内），途中得脱，匿居于京都（今北京），后在友人的斡旋下得以昭雪。光绪十二年（1886），李龙石返回故里，于家中设立了“养园书馆”，招生办学近三年，先后收徒20多人，后来中举的于在藻、刘金生等人均为其门生。

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辽河发水，李龙石关了书馆，携家眷北上八角台（今鞍山市台安县）避水逃难，途中舟沉，书船被淹，家财落水。故交刘春烺腾出自家房屋，收容了李龙石一家，后来刘李二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春烺主理开浚双台子河时，李龙石亦积极参与其中。工竣后二人避世于今北镇市境医巫闾山深处的木叶山庄，过起了观山赋诗的隐居生活。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沙俄军队随即入侵东北，辽河两岸受祸尤其严重，本境亦未能幸免。是年6月，即有“大师兄丁洛魁率众数百，自广宁南行，谋在分辽水南立坛聚众，所至焚香跪迎，莫敢阻”^（56）。至辽阳失守之后，“各处退下来的散兵溃勇肆意劫掠”，战祸亦迅速南移，到9月30日，本境的“双台子河大桥的中段也已被毁”；10月7日，田庄台也已“驻有一千五百名中国兵，因为防俄军乘夜来攻，彻夜警戒”^（57）。短短数月间，辽沈大地就已一片狼藉，铁路被毁，房屋被焚，居者被扰，逃者被劫。

“奉天盗风之炽”向来“甲于各省”，今天下失乱，更致匪盗蜂起，各地“逃兵土匪互相勾结，或聚众数千，或百十成群，绑人勒赎，甚至加以烤烙之刑，奸抢妇女，无恶不作。其零星抢案，靡日无之”^（58）。如此“兵燹之余，盗贼无忌，田园烧尽，括及人牛，玉帛焚完，祸延子女，若不急筹挽救，则人类断无子遗”，而此时“办团防则近乏军装，举练长则远睽官府，而且军前利器已借寇兵而赉盗粮，即或海外请师，徒毁昆罔而焚玉石”。在这种情况下，“辽河左右绅商、耆老、会首人等”一致认为，“与其饮酖浆以求止渴，莫若呼兄弟而解阋墙”，于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歃血盟心，同襄义举”，以求自保^（59）。

鉴于“河西一带声名向推刘、李”，遂函请刘春烺、李龙石“前辈为民请命，枉驾出山”，与“领袖河东，久孚众望”的辽阳翰林冯绍唐、海城举人德彬等联合起来，共同筹划而建立起了“辽河招抚局”，其主旨是“抚众招降”绿林人物，以“化绿林豪悍之风，为赤县干城之用”。当时“两河上下绿林人等为数不下五六千，而年力精壮、性情侠迈，应以麟阁冯君为巨擘”，遂集议“于辽河左右禀设巡捕局各八所。推冯君为总巡长，每局募巡役八十人。取具农商保结，由冯君勒以什伍，勤加训导，认真约束。其共支之费……拟每亩收粮三升，以牛斗为率，藉昭划一。河东总局设于高家坨，河西总局设于八角台”^（60）

为落实此举，刘春烺、李龙石等人撰写了《两河同盟书》，对该联盟的形成、宗旨、经费来源等均进行了翔实记述，并认为“此天此日”之下，“除此选贤任能之方，别无保弱图存之计”，且“梓榆所系，义不容辞”，受民仰赖并委托者理应“永戒自私自利，兼期任劳任怨，各殚血诚，共持艰局。”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众绅商与冯麟阁即“焚香歃血，立誓于关帝庙，上告神明，敛齐部伍，由十月初一日入局，恪守章程，分段出缉，水陆为之一清……辽河左右之转机，可望万众一心，慎终如始……^（61）

 随后，李龙石又与刘春烺一起赶赴省城，“禀请军、学宪批准，奉札派（冯）麟阁为辽海屯三界总巡长，着仿太西巡捕章程，于辽河两岸择要设巡捕局三十二所，每局准用巡捕四十名。三界各设筹饷局一所，接地筹摊，以供饷项”。三个月后，即到年底之时，已新抚降众“约不下二千五百人之数。通筹地款所出，颇足支应，或不致苦累老民”。“归差任事”的冯麟阁亦“秉公认真，统辖群下，概洗前习。遇有流贼，虽窜扰界外，必身先士卒，躬亲缉捕。因此道途安谧，地面肃清，人心皆大欢喜”^（62）。

 类似辽河招抚局的地方组织，是当时辽沈地区众商绅所采取的普遍做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十日，辽界小北河黄泥洼绅商董义德等人，亦“在小北河会所立局，恭请各伙贼目，慨劝大义，激发天良，动其向往之真情，开以自新之觉路。许俟将来平定后，务为据情为保，以全身名。举性命身家以为质，指地鬼神而订盟。因此群情愧励，甘愿投款停捐，归团效顺”^（63）。这种“化盗归团”的做法，已是特定环境下以最快速度实现地方安宁的唯一途径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冬，李龙石病逝于八角台，葬于今台安县城东北角。

民国二十年（1931），李龙石的学生于在藻收集整理其遗著，辑为六卷，以《李砻集》为名出版，使其著作传于后世。这也是本境晚清以前唯一一部文学著作。

李庆余请移盘山厅治所

 李庆余，字德善，生卒年不详，今盘山县夹信子人。因素“以诗书为缚人之具”，于16岁“弃儒而学商于双镇永顺泉”。之后“管理内柜，兢兢业业，多负勤劳。阅念余年，遂执柜政，待遇同人，其言蔼然，其色温然，因之上下一心，商业蒸蒸日上，公于商界中遂首屈一指矣”。当双台子镇于光绪三十年（1904）“奉饬设立商会”之时，即被“举为总理”。李庆余虽身为布衣未列儒林，却因“性豪迈，喜交游，慷慨好义，有古侠士风”，而成为本境颇具名望之士，于清末民初之际为地方做了许多公益性的事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勘验榆营铁路（即沟营铁路），原立标桩于双镇之西路线，既从旁绕过，且阻碍海船来市。公（指李庆余）为双街商业发达计，以理力争，遂得移路线于街东。迄今火车、商舶往来如织，市场囚以繁盛。”

 光绪二十七年（1901），“拳匪肇乱（指义和团运动），俄兵入境，闾阎不胜其扰。公乃联络绅商，倡立大柜，专司俄兵交易，以免骚扰，并创设商团，预防匪患，民赖以安。”

光绪三十四年（1908），“盘邑洪水为灾，民大饥，公首倡赈赈济，全活甚多。蒙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奖给五品蓝翎。”

民国元年（1912），“盘邑又大水，本县虽筹划得赈款，然杯水车薪，络属无济。公乃不辞跋涉，亲赴营口、大连各商埠劝赈，募得数万金。盘民之倒悬以解嗣。”

总之，“其他种种慈善事业，公皆仗义为之，不遗余力，以致有口皆碑”^（64）。在李庆余平生所做的诸多事项当中，尤以其率众请移盘山厅治所事，最值得称道。

在盘蛇驿牧厂于同治二年（1863）首次丈放后，为方便管理牧厂事宜，曾于该地方修建“盘蛇驿总管衙门”，但因“衙门地址较低，修署工程未及完善，即被水坍塌”。兼之彼时牧厂地质碱薄，而“未能如数放出，即领者亦开垦无多”，以致于“租赋入不抵出，遂有归并之命，将该总管界官一律裁撤”。

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再度丈放之时，亦曾“自东徂西，划牧厂为恭、宽、信、敏、惠五段”，依次测堪丈放，至三十一年（1905）结束。由于牧厂当时“地广人稀，满目蒿莱，向为盗贼渊薮，虽经价领，无人敢来开垦。尤虞河道不利，难资播种，应行挑挖杜家台及黑鱼沟两河，以泄水患”，于是奏准“划广宁盘蛇驿牧厂，暨东南高平、正南拉拉屯以南各界，并划锦县东南河东滨海与广宁西南毗连之九龙屯等处，合为一属，安官设治，以资镇慑，而期治理”。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委蔺道祖荣经理盘蛇译设治事宜”，拟定“以信字段康家段（今盘山县胡家镇城基屯）为设治地点”，但因刚刚经历日俄战乱，地方款绌而“未即兴修”。不久将“盘蛇驿运粮通判”更名为“盘蛇驿抚民通判”，旋及又以“命名不合，查该处系清盘山驿之遗址，遂更为‘盘山厅’。所有钱粮向之隶锦（州）、新（民）、广（宁）者，暨牧厂升科课赋，均归厅署”^（65）。

盘山厅是本境历史上的第二个建置，继汉代的房县之后。其辖域东界辽中县，南与东南界海城县，西南滨海，西界锦县，北界广宁县，东北界镇安县。东西长172里，南北长163里。消息传来，民众自然欣悦，然而相对更有头脑的绅商很快就对设治地点表示了异议，继而由时任双台子镇商会总理的李庆余牵头，联名将此议成功上呈，从而使厅署到底移置于双台子镇，并使原属新民厅的沙岭镇，亦自此归于盘山厅属。

其呈文如下——

为康家段不堪设治，恳请移置双台子，以免日后衰颓，而期将来振兴，恭抒管见，仰乞宪鉴事。

前军督部堂赵，奏准勘辟厂荒，设官分治，以康家桥为治所，闻不日兴工修理衙署。仰见宪台布置精详，整顿地方之至意，绅商会首等理宜成事不说，曷敢妄议？委以城署之设立，地方之盛衰系焉，不得不将地势不相宜者四条，为宪天缕晰陈之。

查督帅酌放恭、宽、信、敏、惠五段荒地，惟康家段为适中，拟设“运粮通判”一缺，以资镇慑。迨改设“抚民通判”后，由广（宁）拨七区、新（民）拨四区，划割约百余里，东南一带几增厂内五区三分之二。夫城署为首善之地，必四境适均，商民所得瞻仰。若在该处设治，不但偏在一隅，且恐顾此失彼，致生尾大不掉之虞。此远近不均，地势不相宜者一也。

查康家段地方（今盘山县胡家镇城基屯），向称洼下，十年九涝，盐碱不毛。同治年间，在盘蛇驿创设总管衙门，不数年被水冲坏。今虽开浚新河，秋季仍成水国，且盘蛇驿视此较高，竟遭淹没，虚糜国帑若干。若在该处设治，必垫五六尺地基，方免水患。兴此浩大工程，若资民力拮据不堪，均用官款，糜费太钜，况商民修筑力有未逮者乎。盘蛇驿既铸大错，康家段宜鉴前车。此洼下堪虞，地势不相宜者二也。

查添官分治，以振兴商业为最先，尤必水旱通融，易期畅旺。若康家段向无村镇，并且水路、陆路不通，每当春夏，雨水连绵，人马难行，转运不易，即有富商大贾有意经营，万不至以有用之财置诸旷野之地。此商业难以振兴，地势不相宜者一也。

查康家段界隶厂荒，村落零星，易启盗贼窥伺， 虽现在地皆开辟，伏莽稍清，然无内顾之臧，难免外来之患。况一经设治，则封狱禁徒关系篡重，征收粮款，积聚尤多，一旦变生意外，不但进无可战，而且退无可守。此盗贼难防，地势不相宜者四也不相宜者计有此四端，而欲其振兴也，难矣。于此而求一不劳而理之策，莫如移置双台子镇。

一取其适中。查双镇东连沙岭，西接锦州，南襟大洼，北抚马厂，周围均约数十里。若移置该镇，居中权以控制四方，有高屋建瓴之势，无鞭长莫及之虞。以视康家段，偏于西北，远近不均者异也。

一取其高阜。查双镇地方，虽非肥美，而地势甚高，永无水患。若移置该镇，就地即可修理，既无垫筑之劳，且免颓圮之患。以视康家段水患频仍，洼下堪虞者，殊也。

一取其兴商。查双台镇界居海口，航船云集，百货日臻，以粟易货，贸易可达山东、直隶各商埠，且有火车往来，转运称便。若移置该镇，实力整顿，不但可兴一厅商业，并可挽全省利权。以视康家段水陆不通，商业难以振兴者，不同也。

一取其防贼。查双镇三面临河，一面铁路，前虽盗起如毛，藉此天然地利，且有带砺之雄。以视康家段进退无资，盗贼难防者，有别也。

两权相较，设治于康家段，如彼移置于双台子，如此绅商会首等以为，与其忽近图远，何如见异思迁。绅商会道等虽愚，亦知职司局外不宜越俎代庖，委以休戚相关，难安箴默，虽以管窥豹略见一斑，然杞人忧天不无小见……仰祈采择。可否移置之处，出自逾格鸿裁，是以不揣冒昧，联名禀恳宪台大人鉴核施行。^（66）

呈文被准后，盘山厅署即正式迁到双台子镇办公，时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后人对盘山厅署移置之事的看法是肯定的：“以全厅大势而论，固以康家段为适中，而移治双镇实属偏南，然而大河前横，铁道旁亘，交通尚称便利，形止气胜，亦天然巨镇也。”^（67）

绅商民等请止堵塞冷家口

在清代的最后几年，为复苏地方经济，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大力气欲重振辽河航运，备受大连海港竞争之苦的营口商会，亦极欲重现辽河航运的往昔荣光，于是疏浚辽河以求其畅通无阻，就成了官商的一致意见。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受聘前往辽河实地考察的英国工程师秀思，提出了整顿辽河之见效最快的方案，即堵塞冷家口，使辽河干流来水不再分流双台子河，转而尽由辽河故道宣泄人海。

这样的消息传布开来，立即遭到盘山厅民众的强烈反对，众商绅纷纷起而抗争，并将反对此方案的理由逐条的详细上诉。继而新民、辽中、海城三县亦相继呈诉，最终导致了该方案的流产，双台子河亦由此得以保全。

《盘山全境绅商民等请止堵塞冷家口呈文》被收录于《盘山县志》，尽管执笔者已无从追溯，却总归是出自盘山厅的某位士绅之手。其全文如下——

为冷家口不应堵塞，谨陈利弊，仰乞宪鉴事。

窃盘山厅界东西，中贯大河一道，委（尾）通渤海，源出辽河，由辽中县冷家口输入，润良田百余里，庆安澜数万家，其利益诚非浅鲜。近因营商凋敝，咸归咎辽河水浅，必塞冷家口，使水势归一，重艘驶入，方能挽回利权。此堵塞之谋所由起也。讵知营商衰落，实受制于大连，彼兴此败，自有由来，固不仅在辽水之浅深。乃不谋所以，抵制仅以堵塞冷家口为先务，是治其标，治未其本，徒知有营口，不知有盘山，徒知振商，而未尝计民生。呜呼！可谨将不应堵塞者三端，为我宪约略陈之。

缘绅商民等所居各界为九河下游，地势极洼，当冷家口未开以先，水之为患几无虚载。嘉庆年间，民苦于水多，有迁徙流亡者。经恩将军新履查勘，以工代赈，沿河筑堤，仅救目前。至同治九年（1870），辽水复溢。十二年（1873）又溢。我朝屡发国帑赈饥施粥，劳资无己。迨光绪十二年（1886）、十四年（1888）、廿年（1894）间，水患尤甚，民不聊生，幸有江南善士严佑之来此赈恤，访知受患之由，实因上游诸河统归辽水，仅止一口，不易疏泄，遂捐巨赀，奏准开冷家口，与双台子碱河相通，东分辽水，盛流西入于海。至此，水患永绝。数年来，民庆更生，稍享幸福，不毛之地亦渐长芦苇，青青河畔，无限生机。且本处均系卤水，掘地数仞曾无甘泉，赖辽河淡水分入，争作饮料，若一旦堵塞，则水患又将频仍，碱河复成卤质，民惟有饥渴而死者矣。即使于营商有益，而所得已难偿所失，况未必有益乎。此不应堵塞者一也。

或曰分流不塞，营商终未能兴。然双台子近距海口，商船鳞集，百货骈臻运入，运出可达直隶、山东各埠。岸停泊之处，水势深阔，去岁日人曾驾风帆往来探试，颇深，欣羡，以为天然商埠。所缺者人民迂守故智，未能开通耳。兹治所已定，藉此形胜，再加人力整顿，自必日见起色，是未来之盘山，焉知非已往之营口，现在之大连？冷家口苟堵塞之，于营口未必有益，于双镇已先有损，是削足而适履，履未适而足已削；断首以便冠，冠未便而首已损。不惟利权难挽，且恐漏卮愈甚。此不应堵塞者二也。

夫水之有口，犹人之有口也，治水而防其口，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啼虽遽止，儿未有不立毙者。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导；善为民者，宣之使言。今不为决而为塞，恐将来夏秋之际，水势暴至，洪涛巨浪下流未易宣泄，必至一溃千里，漂溺万家，滨河居民尽成鱼鳌，满田禾稼半作浮萍，不独盘山被其害，即新民、镇安、辽中、海城等处，亦无不被其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为一口之商业，而害各界之人民，两权相较，轻重立判。此不应堵塞者三也。

平情而论，辽河固宜疏通，冷家口亦宜仍旧，前此未遽渎。陈者以利害昭然，无烦刍献，今集腋将成论此，未免招怨，奈于身家性命攸关，功计民生有碍，绅商民等为公起见，不得不吁恳宪恩，以期中止，非故结怨营商也。与其顾衙一隅，保如统筹全局，是以不揣冒昧，谨将此实在情形用达聪听。至可否免塞之，处出自愈格鸿慈。为此联名上陈，伏乞民政宪大人鉴核施行，须至呈者。^（68）

这是本境士绅之社会影响力的最漂亮的一次发挥。相对于后来，已形同于绝唱。后来的事情表明，本境士绅的社会影响力很快就让位于军政界官宦，继而迅速消解在侵略者的淫威下，尽管这种影响力才刚刚表现出来。双台子河亦与其一样，最终也还是遭到了“治理”：在民国十一年至十三年（1922-1924）间，营口辽河工程局于二道桥子至夹信子间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即新开河），以此贯通了双台子河与辽河；同时在位于二道桥子的双台

子河道上，安置了一道水闸（即马克顿闸），以此控制辽河干流来水尽可能多地流往辽河故道，以便抬高辽河故道水位而济航运。这样的治理给本境带来的伤害是预料中的：本境自“冷口开后，沿海斥卤之地受河浸润，变为沃壤，获利甚厚。自开新河由二道桥设闸阻水，沿海塘地则日渐化腴为碱矣”^（69）。而此时此刻，已并无士绅发出响亮的为民维权维利之声了。多说一句：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证明，本境晚清士绅的预言是正确的——对双台子河的梗阻属

实并非复兴辽河航事的根本——时至民国十九年（1930），辽河上游的持续淤塞，以及铁路的迅速铺就，已使人们无望地放弃了复兴营口河港及其往昔商势的所有尝试，仅仅使用了6年的马克顿闸，亦由此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