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境的社会各业在有清一代发展迅速。商业之外，农业上也取得了耕地的进一步扩展，逐步复兴了明末战乱所导致的萧条；渔业上，外海捕捞和内河捕捞均获得大力发展，且于境内首次成立了渔业销售场；手工副业亦已形成一定规模，苇席编织、晒盐熬碱等已成为多数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交通上，则有沟营铁路贯通了全境。社会各业的长足发展，不仅活跃了本境居民的生产与生活，且使本境的地域文化符号愈趋丰富。

拓展性垦殖的逐步重建

明天启二年（1622）西平堡战役之后，本境官兵和大批居民均逃往关内，导致于明代垦拓的土地重又大部分撂荒。随后旗人进入，并被封赐土地，称“旗地”。本境旗地集中于镇武堡（今高升）、西平堡（今沙岭）和三岔河附近等开发较久的东北部地区。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之时，大部分旗民亦随同前往，致人口愈趋凋零，加之旗人自身农事经验的不足，以至于很难重现这片土地的往昔生机。

当年辽东地区的总体状况亦是如此，辽河东西尽是荒城废堡和败瓦颓垣，沃野千里而有土无人。为改变这种局面，清廷于顺治元年（1644）、六年（1649）、八年（1651）陆续下发了几道力促关外农垦的谕旨，并于十年（1653）颁布了著名的《辽东招民开垦条例》。种种对关外农垦的叠加优典，使正苦于地寡人稠的中原民众络绎不绝地赶来，天女散花般的在这片白山黑水间分散开去，于各个角落开始了新的谋生努力。本境在此期间也是生聚渐多，陆续有移民前来领地垦荒，称“民地”。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此前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本境仍处于恢复性垦殖阶段。

由于军屯和商屯的存在，本境于明代经历了史上第一次拓展性垦殖，有大片从未种过庄稼的土地在此期间被垦为农田，其中大部分于明末清初再度撂荒。清初进入的移民，便得以捡起这些曾为熟地的荒田，以省下垦拓生地所要消耗的更多成本。此为恢复性垦殖。

清代200余年，本境也属实经历了史上第二次拓展性垦殖，只是这一过程的实现是缓慢的，且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合力所致。这有别于明代大规模的军屯与商屯。

为保存满人之本性，清廷于康熙七年（1668）颁布了《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从此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对出关的汉人大加限制。然而关内生活资料的日益窘困，使这一政策基本流产，到咸丰以后，东北的关内移民已是蜂屯蚁聚。对农业生产而言，关内移民是优质的劳动力，他们大多怀揣相对先进的农耕技术，这使整个东北的土地利用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恢复性垦殖于各地陆续结束，进而向拓展性垦殖过渡，本境亦不例外。

农业生产力包含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为劳动力，二为耕地。此时劳动力已然拥有，耕地的能否拓展也就成了问题。所幸的是，这一问题在本境并不成问题。

辽河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初次分流，是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第一步，属自然因素使然。当年溃决于冷家口的辽河水，在将双台子潮沟冲刷成新槽的同时，也使潮沟两岸的大片荒碱土地，由于受到河水浸润而渐生芦苇。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浚双台子河，从而使辽河正式分流之后，这些卤瘠之区就陆续化为膏腴，“人民价领者不下数百万亩，统名之曰‘塘地’，收获颇丰，为本邑一大利源”^（32）。

耕地问题得以解决的第二步，系人为因素所致。

奉天地区于清初设有三大牧厂，作为八旗放牧牲畜之地，盘蛇驿牧厂即为其一。该牧厂“东西斜长约一百二三十里，南北横亘三十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作为禁地中的禁地，牧厂理论上不许民人耕种，然多年间私垦者渐众，到同治年间更甚。而此时清政府内外交困，日益迫切地需要东北能够自力更生，自筹军饷和行政经费等，于是当锦州副都统恩合在同治二年（1863）奏请丈放盘蛇驿牧场时，即被批准。恩合遂组织人力于牧厂内疏挖泄水河道和沟渠，以去地之盐卤，完工后于同治四年（1865）七月开始丈放，“除交升科租银外，余资津贴兵等当差”。然而“因地质碱薄，彼时未能如数放出，即领者亦开垦无多”。

此后由于牧厂“地系滨海，连年被水，垦户以不保租赋纷纷退销”，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已仅剩升科地21万余亩。不过此时域内水道多已渐涸，私垦者复又兴起。鉴于此情，奉天将军增祺于同年九月奏准“将盘蛇驿牧厂复行勘丈，凡现在交纳官租之地，仍归原户管业，换给新照，一律不事苛求。其有展占浮多及私垦者，丈出另放”。此次放垦历时三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结束，共丈放生熟地57.4万余亩，收银32万余两（33）。

辽河分流所滋生的沃土，以及盘蛇驿牧场的放垦，基本解决了劳动力与耕地相适应的问题，本境的拓展性垦殖也因此于有清一代得到了逐步落实。之后随着关内移民群体的持续壮大，这种对耕地的拓展性工作也得到了延续，此状况与东北地区的整体情形相一致。若说尚存差异，或许在垦拓进程的朝向上有所体现：整个东北地区的垦拓是自南向北的逐渐延伸，本境则是由北向南的逐步发展。这也是退海之地的性质所导致的，亦属本境地域特征在农耕事业上的表现之一。

不过相对而言，本境的农业发展仍是特殊艰难的，地洼碱卤而又水患太多的特点，使纵然先进的农业技术往往也难以施展，施展了也未必奏效。此状况在课税上亦有体现。相较其他农耕地区来看，本境农业赋率在有清一代基本是偏低的，至少在争取偏低赋率之时很难被驳回。在清代的最后两年，本境尚发生过一起“请准折扣升科”事。

当时奉天全境清理赋税，针对全省地亩税率拟定了新章程，规定将统一税率，以免弊混。这让盘山厅城厢联合会觉得不妥，遂上呈请求“将盘山认为特别碱薄之区，分别折扣”。理由是“盘山地势洼下，为九河下游，往往河水未涨，而大雨连绵，即成水国。论其土质，非碱片斥卤，即沙薄石田。其沙碱稍轻，差堪耕种者，又皆积水洼塘，三年犹复两涝；沙薄石瘠，歇种又须隔年。即侦丰岁，计每日地所产粮五六斗者， 占十之四五；一石余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皆不堪耕种者。较我奉四十州县，最居劣等……前在嘉庆年间，以地不保课，经盛京将军松，奏请去九留一，至今赖以得延残息。此项地亩比较各城，律以下则尚多不及，倘统律以中则，按亩升粮，农民终岁勤动，除牛工、籽种外，供课赋且不足，安望其养父母、赡妻子耶？倘不曲为变通，必致无人报领，民间业地荒弃自多，未能裕课，转以病民。厅境北鄙盘蛇驿牧厂，前丈放荒地，有已垦而旋即荒弃者，亦有认领而终于未垦者，是其明证也”。

该呈请被准：“……本未便轻议更张，惟据称该厅地势低洼，屡受水患，且土质多系沙碱，亦属实在情形，自不能不斟酌变通，量予折扣，以示体恤。原呈请将稍堪耕种者作七扣报领，其次五扣，尚属可行，至又次三扣一层，未免折扣太多，应行删去，以示限制。”^（34）

外海与内河捕捞双双发展

有清一代，本境农业与渔业的互补经济表现得愈趋明显。这样的经济形态也是本境滨海临河的地域特点所决定的，内含一正一负两大因素。正的因素是指滨海临河使本境拥有充沛的水资源，具备发展外海与内河捕捞的自然条件；负的因素是指滨海临河也使本境地多盐卤，农业生产资源相对贫瘠，令本境居民对捕捞业产生了更深一层的依赖。

在这两大因素的刺激下，外海与内河捕捞始终存于本境，时光流逝所导致的变化只是使其规模愈来愈大，参与者愈来愈趋专业。到清代，这两大变化都已经渐次显露出来，并使本地渔业被正式纳入行业管理体制。

清代以前，辽沈地区的渔业始终未有正式的行业管理，大多只有名为“河泊所”的课税机构，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才创立“奉天渔业总局”，局部设于营口，并下设海营、盖复、锦州、庄河、凤安五个分局。这么做的主要由衷，在于日俄战争（1904-1905）后，旅顺口、大连湾等沿海均已被日本占领，而“奉天扼黄渤之咽喉，海权关系甚大，前将军赵尔巽已饬属筹办，诚以奉省海岸线几及千里，沿海居民以渔为生者不可胜数。自旅大二口租借后，海权已与人共享，宜力求扩充整顿，以维渔界利权”^（35）。

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于陆地创设“渔业销售场”，目的在于“剔除烦苛，统一渔政，减收秤用，预造人才，裁革牙行、渔纪”，也就是“裁革陋规，化私为公”，从而“扩充全省渔业，体恤沿海渔民”。鉴于系初办，且奉省“沿海地方绵亘二千里”，应设场处较多，故而“拟先择渔旺之区，分为专办、代办甲乙两等，俟渔业发达再复扩充销场。甲专办择水产繁盛之区，如营口本埠，海城之二界沟，盖平之西河套、望海寨、鲅鱼圈，锦县之天桥厂，安东之沙河口，庄河之大孤山等处，由总公司选举合格股东一人，由总办加札派为经理委员，并由总局选派监察委员一人，偕同书识、秤手、巡役前往设场”^（36）。由此可知，到清晚期，本境二界沟已成为奉天省“水产繁盛之区”之一。

多河流、富潮沟的地域特点，使本境居民素以内河捕捞为一项必要的经济行为。明时本境军民就是这么做的，并幸运地留下了至少一次文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初四日，“镇武堡（今盘山县高升镇）造船四只，委家丁侯进功带领网户高合等三十余名，驾船在边外柳河等处捕鱼一年，约卖银八百余两，李全等可证”^（37）。

到清代，奉天的大江大河如辽河、大凌河、浑河、鸭绿江等，都在盛京内务府“存有河图，谓之官河，有千总分段管理网户旗人捕鱼上贡，不准他人私捕，渔网下河须纳河租。及渔业公司成立，巡查人等调查河滨居民，凡有网者，皆须缴纳网捐”^（38），这样的转变大大削减了奉省可自由捕捞的渔场资源。所幸的是，本境水域纵横且天然渔产荟萃，自发于民间的内河捕捞行为也因之得以持续。

本境的内河捕捞者多系内陆滨临水域的农民，他们以农业为主，兼事捕鱼，其家中往往锄镰与网具兼有，甚至还有小型船只。所捕渔获除在本埠销售外，亦销往外埠，其中辽河盛产的银鱼、河虾、河蟹，三岔河盛产的黄鱼、刀鱼、白鱼，双台子河盛产的河蛤、河蚌等等诸多水产，均系清时贵品。绕阳河盛产的黑鱼、鲇占鱼等，则在民间广受赞誉。这也使本境诸河流均为清时有名的渔场。

鉴于此，在渔业销售场于奉省全面设立之时，本境的内河捕捞区域也被列入其中，只是级别次于二界沟的外海捕捞，为“乙代办渔业售场”：“乙代办如复州之娘娘宫，盘山之双台子、枣木沟（二界沟南三里），宁远之钓鱼台，安东之大东沟，庄河，以及稍远之各海口、河口水产稍次之区，由该分公司分理员招该处殷实可靠之鱼铺，申请总公司发给渔帖，颁发渔秤暨抽收秤用缴纳款项各条章，该鱼铺遵章办理。”^（39）

据一份形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沿海渔业船户区域表”显示，在奉天渔业总局及各分局成立之后，本境渔场分属于海营分局和锦州分局。分属于海营分局的有田庄台、三岔河、枣木沟、耿家屯、老网铺、大井、南大岗，时年有渔户442户，渔丁2228口，渔船452只，每岁捕获鱼虾等产量为300万斤；分属于锦州分局的有鸳鸯沟、万金滩、坨子里，时年有渔户145户，渔丁427口，渔船145只，每岁捕获鱼虾等产量为59万斤。二界沟一地则分属于海营和锦州两局，时年共有渔户76户，渔丁388口，渔船84只，每岁捕获鱼虾等产量为127万斤^（40）。

总而言之，清末奉天渔业总局的成立，使沿海地区海匪频生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令渔民安全得到了保障；各地渔业销售场的设立，则基本杜绝了牙行、渔纪的苛索，使渔课捐赋有定额而市面稳定。本境渔业的发展亦由此步入正轨，并愈来愈显现出以二界沟为最盛的趋势。在此期间，二界沟也与东邻田庄台建立起和谐的商业关系，其水产多运往田庄台的“虾房子”，再以水路发售到各埠，这种相对先进的商业化进程亦促进了二界沟捕捞业的发展。

盐碱业与苇编业的进步

作为一句古老的俗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反映的是人们对地域环境的生存依赖性，这种现象在本境体现得更为鲜明。如果说退海之地至少有三大突出特点，即多潮沟、富芦苇、土地盐卤，那么这三大地域特点也促使人们形成了三种极富地域特色的经济行为，即打鱼摸虾、苇蔗编织、晒西盐熬碱。这三种经济行为都无法追溯其确切起源，能确知的只是当时光流转到清代，每一种行为都已成为本境部分居民谋生的必需而被他们深度依赖，这种依赖性又促使人们更精心于各自的操作，从而使各业都得到了相应进步而广为人知。

以为海水晒盐的历史，或许与人类史同样悠远绵长，毕竟人得食盐，而古人的聪慧才智远远超出今人想象。尽管直至明代，本境才始现晒盐的明确记载，这种行为的原始起点却可以尽可能地往前推溯。

在明代以前的辽金元时期，甚至更早些的战国时期，本境很可能已有晒盐之人以及晒盐之法，不过由于人口稀零，尤其是时代还称不上“文明”，以至于政事尚简而课税亦疏，遂使之失于官方记载罢了。到明代，有辽东驻军大量屯扎，用盐量因此骤然大增，方使之得以记人史籍。明时辽东二十五卫及永宁监额盐共计372.7177万斤，沿海各卫均设有盐场百户所，其中广宁卫“盐场百户所”位于“城南七十里小河口”^（41），即清代名为“马帐房”的所在，今地属盘山县羊圈子镇。盐课上，本境分属的海州卫和广宁卫均“银无定数”，海州卫“每年春夏二季都司差人取四百两解送蓟镇军门，余俱解赴广库”；广宁卫“办于城南杜家屯叶家圈，委官经历轮流收解广库”^（42）。

进入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始募商领引行销”辽海之盐，“三十年（1691）罢之，听民自行晒卖，是奉盐无课者”^（43）。也就是说，奉盐自此没有盐课，民人可自由晒盐食用及入市交易，这是以“仁”著称于史的康熙帝，对满族发祥重地之民众的特别优恤，也是此后近200年间奉省盐民的幸事。奉省沿海2000余里，有滩户2000余家，皆以晒盐为业，辽东盐运往奉天内地及吉林、黑龙江，辽西盐由锦义运往蒙古各部，亦有运往韩境者。

对奉盐的重又征课，始自同治六年（1867），且于其后屡屡加征。光绪八年（1882）以军饷不敷，加征；十七年（1891）为户部筹饷，加征；二十四年（1898）为筹办学堂经费，加征；二十五年（1899）户部为筹练兵费又欲加征，依克唐阿以“奉盐就滩抽厘，并无盐商，岸地厘重，难再加价”为由推拒；二十九年（1903）将军增祺奏准变通盐法，试办督销，于年底每盐一斤加价四文，“以为官本”。正统盐厘之外，尚有多项附属杂税需盐民缴纳：“一曰栈帖、店帖”，“一曰官斗、课斗”，“一曰调销票费”，“一曰分运票费”，“一曰斗用”，且“又有不在正、杂税内者”（44）。

奉省盐务的设局抽厘之处，“曰营口（为总局）、曰望海甸（宁远西）、曰常家屯（广宁东近田庄台）、曰马帐房（广宁南七十里）、曰天桥厂（锦县东南）、曰三道沟（盖平西六十里）、曰熊岳、曰白旗口（复州九十里）、曰高家心子（金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曰凉水湾（岫岩西南一百八十里）”^（45）。这里的马帐房、常家屯，均系本境产盐旺区，后者地属位于大洼县王家镇，两地均“地近海滨，盐碱不毛，该处居民多以晒盐为业”^（46）。时隶海城县的田庄台、二界沟，也系当时知名的产盐晒区。

晒盐之外，本境居民也有熬碱制卤者，从而使土碱、卤与盐一样，均成为本境物产。土碱，即以碱土淋水，再将碱水熬煮成坨，可作染料，多供应田庄台各大染房；卤即卤水，由重碱水熬成，为制豆腐所必需。盐与土碱均在本境产额极旺，并销外埠。其中“盐由大洼、沟帮子装火轮车，运往奉天、新民等处；由双台子装船，运往通江子，上至吉林、黑龙江等处。每年共十万石；土碱由马车运往田庄台、牛庄、海城县等处；由双台子装船，运往锦州、宁远、营口、复州等处。每年共五十万石”^（47）。

本境盐碱业之所以在清代能被史料所载，能被世人所知，与其身技术的发展并无根本关联，而更多在于盐课的渐行周密。此状况系两方面因素所致：一是史上大多时期，本境的盐业从业者皆属滨海细民，自身并无大资本，亦无实力致力于技术的发展，故而直至晚清之际，其得盐多寡尚全赖天时；二是在俄人租借旅大之后，金州半岛的所有滩户均在其内，而条约中并未对其有所约束，故只能听其征税贩卖。至日俄战后，俄人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日本则集股欲筹公司，拟以新法晒盐。在这样的时局下，奉天政府才急着整顿盐业，以保利权，从而使盐课渐趋周密，并因此入了官方档案。

作为退海之地的丰富物产，芦苇是本境“渔盐之利”以外的又一利源，也早被本境居民所用。明时本境各驿站的铺陈摆设中，就已屡现“席片”、“苇屏”等字样，且系当地自行织造；修理公廨所开具的材料中，亦常有“席领”一项，与木植、板片、绳麻等并列。到清代，“钻苇为篾，磙压之，使柔韧，然后用人工织之”的苇席，业已发展为本境居民的主要手工副业，苇席也畅销关内外，或用以铺土炕，或用以囤粮豆，并被田庄台、二界沟所属的海城县视为“土货大宗”，仅次于豆油和蚕丝^（48）。

苇席编织业与晒盐熬碱一样，是本境民间传续得最为久远的经济行为，其中晒盐行为直到如今还仍有民人为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反映的人们对地域环境的生存依赖性，实际上并不会因时代的进步而消弥，而只会因科技的发展渐渐改头换面。

第一条铁路沟营线贯通

沟营铁路是本境有史以来的第一条铁路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建成通车，以沟帮子和营口河北（今盘锦市辽东湾新区）为起点与终点。

图上5-8沟营铁路线路图（佟伟供图）。

沟营铁路是京奉铁路的第一条支线。

京奉铁路“西起北平（即北京），东达沈阳（时称奉天），干线全长八百四十二公里，为联络关内外之唯一交通孔道。其属于关外一段，长四百二十七公里……该路自造端以迄完成，历三十寒暑乃竟全功，其中波折甚多，中经中日战争、日俄战争”^（49）。

作为京奉铁路的支线，沟营段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筹备开筑，二十六年（1900）四月全功告成。自北镇县沟帮子镇西南半里分支起，经过盘山县境，迄营口之辽河北岸为止，全长一百五十八华里零一丈，合九十一公里一百公尺”（50）。沿途设有四个站点，即胡家窝铺（今盘山县胡家镇）、双台子、大洼、田庄台。从沟帮子至胡家窝铺，长18.02公里；从胡家窝铺至双台子，长14.33公里；从双台子至大洼，长21.95公里；从大洼至田庄台，长17.98公里；从田庄台至营口河北，长18.82公里。即沟营铁路全长91.1公里，沿途四站及营口河北站均位于本境，可谓贯通了本境全域。该段为单线铁路，客货两用，只有三节硬座客车厢，余者均系装货车皮，每天往返一次，单程需时约3小时。

图上5-9 清 沟营铁路配套工程魏家沟过滤水池、蓄水池旧址。该旧址位于大洼县荣兴镇魏家沟村，东6米为大辽河（旧称辽河），辽东湾落潮时此河段尽属淡水，这不同于营口河北站的海河两合水，故于此修建了3个圆形池子，其中2个用来滤水，1个用来蓄水。趁落潮时将大辽河水引入，在此净化后贮存，再通过地下涵管输送到距此约120米的上水塔，以供给过往火车加水。沟营铁路停运后，其地上建筑渐被拆除，地下涵管迄今尚保存良好（杨洪琦摄影）。

图上5-10清沟营铁路配套工程魏家沟上水塔旧址内部（杨洪琦摄影）。

沟营铁路先于其本线京奉铁路而完工，也先于其本线而通车。不过其建成通车之际，也正值庚子事变之时，俄军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即将沟营铁路据为己有，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中俄协议达成后始才归还。也因此，其间建起的田庄台站，以及河北站的职工宿舍等，均属俄式建筑，建筑材料以石头为主，间以少量青砖，被当地百姓俗称为“石头房子”。其中田庄台站位于台子前，规模不大，现已片瓦无存。到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刚刚回归中国的沟营铁路又一度被日本人占用。位于河北的营口站，亦于其间被建成了日式建筑，今亦已无存。

图上5-11清沟营铁路配套工程大洼站调度室，因该建筑远望像座楼，

又以扬旗来调度进出车辆，故被当地百姓俗称为“扬旗楼”（盘锦市档案馆供图）。

宣统二年（1910），京奉铁路管理局发行了一本颇为超前且又有趣的书——《京奉铁路旅行指南》，该书不仅翔实介绍了京奉铁路的修筑过程，且对沿途各站所属地的沿革、物产、交通、行旅、风物，甚至膳宿费等也都娓娓道来，包括其支线的所经各站。民国六年（1917），鉴于时事的变迁和京奉铁路本身的扩展，及其沿途风土的今昔之殊，该书被京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重新编辑出版。其中对沟营铁路沿线的四个站点，分别做了如下描述：

胡家窝铺站：“此为转入营口支路之首站，在胡家窝铺镇南三里，逢三、六、九日为集期。物产：蟹、杂粮。输出品：以上各项为大宗。输入品：干虾、糖。交通：至赵家屯三十五里，站东五里有河，上达高山子镇，下通海。行旅：附站段家店寓客，每日膳宿费约三角。”

双台子站：“清光绪三十二年析广宁县属盘山驿围场地置盘山厅，民国二年改县，双台子镇即县治也，初为小市集，修路后商业渐盛。物产：杂粮、豆麦。输出品：以红粮、二麦（大麦、小麦）为大宗。交通：至高平镇五十里，富家庄五十里，水路有双台子河通辽河。行旅：旅馆有福合栈，每日膳宿费六角五分。”

大洼站：“地近海滨，站设于此有渔盐运输之利，距田家坟二十里。物产：虾米。”田庄台站：“田庄台镇在站东北八里，为奉省产盐之区，域户口稠密，商务畅旺。物产：盐、鱼、虾、苇席。交通：至常家屯二十五里、二界沟二十五里。行旅：旅馆有天合栈，每日膳宿费小洋五角，通用骡车、轿车由站至街，每辆小洋四角。”

营口河北站在该书中称“营口站”，其介绍也更为详细，但多为营口街里情形，仅于“名胜”条留下了这样一句颇令人回味的话语：“东海关东之公园、美领事馆西之陈家花园、河北车站之公家花园，均为营口游览胜地。”^（51）“河北车站之公家花园”是坐落于河北站即今辽东湾新区的一处花园吗？曾携此问遍询域之长者，惜终未获解。

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沟营铁路被日伪接管，沿途各站均改“站”称“驿”，并增设了田家、荣兴、魏家沟等临时站点。随着朝鲜和日本移民的进入，乘客也逐渐增多，原来每天往返一次的运力已显然不足应付，遂又增设了一列专事客运的“轻油车”，以燃油为驱动力，较之原有的燃煤管货两用列车轻便很多，一度成为本境最快捷的交通工具。

沟营铁路于本境的贯通，给田庄台的河运事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却也同时活跃了本境铁路沿线之区域的商品经济，尤以双台子镇获益最巨，为之日后终成本境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铺垫了必要基础。不过对当地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而言，沟营铁路则还偶尔意味着麻烦。民国十年（1921）8月，本境“淫雨兼旬，河流涌灌，兼以北镇县界山洪毕发，顺流西下，势甚湍急，遍地皆成泽国，以全境计，未被水者不过十分之二。而胡家窝铺以北，水势尤甚，深者乃至七八尺，以致沿路之姚家店、塘房、梁屯子、荒地等处，相继开口”，域内沟营铁路路基亦被冲毁。当京奉铁路工程队闻讯赶来之时，当地村民即与其发生冲突，前者急欲修填以便交通，后者则欲再度掘开以利泄洪。

8月17日下午，京奉铁路皇姑屯站站长朱明德，急将事情反映给奉天省长公署，期望其能够饬令当地长官“督警弹压”。时任盘山县知事李元秉获令后照办，并于8月22日呈文详述了此事件经过，以及当地村民的万般无奈：“铁道北附近二十余屯居数千口，前因紧急防卫，掘开铁道，刻经昼夜设法开导，已无再事掘毁及阻止路工情事。惟水势又见涨尺许，民房倒塌者在七八百间，且杜家台、二夹沟、荒地三处洋桥压椿，巩固异常，乃竟被大水冲倒，铁桥随之陷落，匪特不能开车，行人亦因之断绝，除仍随时弹压外，谨此报告等情。查该区与北镇比邻，正当水来要冲，势甚汹涌，其姚家店等处设非由人民掘开，亦当自行冲毁，灾情之巨，为近二十年所无……”^（52）

其实沟营铁路从始至终，寿命不过48年。民国三十三年（1944）8月，大洼至营口河北段36.8公里的路轨被日军扒掉，拆卸下来的铁轨和枕木被用于补修沈安线（沈阳一安东）和安东（今丹东）至朝鲜釜山（今属韩国）的铁路线，田庄台驿及营口河北驿亦被同时拆除。此后火车仅能在沟帮子至大洼间往返。民国三十七年（1948）解放东北期间，为阻止国民党军队从营口撤逃，辽南独立师又炸毁了双台子河的铁路大桥，并拆除部分路轨，沟营铁路基本停止运营。1950年因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盘山至沟帮子的铁轨和枕木亦被全部拆除运走，历经千辛万苦始才建成的沟营铁路，自此不复存在。

在沟营铁路运营的有限年月里，本境普通民众也并没有机缘前去乘坐，大多都是只闻车鸣而难见车身。事实上本境大多数百姓，尤其是女性，毕生都未去过沟帮子或者营口。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崭新的空间挪移之法，沟营铁路都使本境居民第一次见识到了依靠人力和畜力之外的另一种交通方式，这种历史性的重大转折，预示了本境的社会发展动向，即向近代生活的日益趋近，近代生活的场景显然已随着火车的鸣音而愈渐明析。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