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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通信和运输上，明代主要实行三种制度：驿传、急递铺和递运所。驿传主要服务于政府信使及官方行旅，急递铺专门快递国家紧急文报，递运所是运送大宗货物尤其是粮饷的专业机构。辽东地区对三者均有悉心经营，本境也被纳入这一体系当中，且为辽东驿递“极冲”之地，于境内高平、沙岭两地设有驿站、递运所及安插所。这些机构持续多年的运转，对本境居民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境地域文化面貌亦因此被勾勒得愈加清晰。
辽东驿递网络的重要节点
驿传是一种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交通通信制度，肇始于春秋战国，渐行废止于清末民初，其基本功能是保障诏令、文书的顺畅传递，及迎送往来的使臣、官吏。驿路是驿传制度得以存续的前提。辽东驿路开通于洪武二十年（1387）秋七月，是年太祖朱元璋“命左军都督府自山海卫至辽东，设马驿一十四驿，各给官马三十匹，以赎罪囚徒为驿夫，驿百二十人，仍令田其旁近地以自给”（25）。接下来陆续对其进行着重建设，使辽东地区干线大道交错，形成了组织健全且制度严密的交通通信网络。
辽东驿路是以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辽阳为中心的外向辐射，有辽南路、辽北路、辽东路、辽西路四条。向南可直抵旅顺；向北可直达开原；向东可直抵鸭绿江，过江即达朝鲜；向西可直抵山海关，入关可达北京。每条驿路沿途都设有数目不等的驿站，相互间距35至40公里左右，大致是一个官员被指望在一天所走的路程。
相对而言，四条驿路以辽西路和辽东路更为紧要。
在有明一代的200多年间，辽西路和辽东路是明王朝与属国朝鲜陆上交通的主要道路。从朝鲜来中国，基本路径是过鸭绿江，走辽东路，过三岔河，走辽西路，进入山海关，再抵北京；从北京去朝鲜，反向行之。此行单程耗时约1个半月。当年往来于中朝两国的使臣、商人、学者、行旅等均走此路，其中很多朝鲜使者曾将这一行程记录下来，统以《燕行录》之名，系外国人记录在中国旅行的大型文库。
若将辽西路与辽东路相较，辽西路则显然又略胜一筹，在具有“国际通道”之地位的同时，辽西路还是辽东与京师（今北京）沟通的唯一陆上官道。在辽东形势不够乐观的当年，明廷及辽东地方也就对辽西路尤为倚重，两者均一度对其格外经营。
横穿本境的辽东驿路，即为辽西路。其走向与辽东边墙大体一致，境内设有沙岭、高平两个驿站。此处需要说明的是，高平驿的下一站是盘山驿，其旧址在今北镇市吴家乡盘蛇村，沿用到清初之际更名为“盘蛇驿”，后废，继而设盘蛇驿牧厂。光绪三十二年（1906），拨盘蛇驿牧厂等广宁、新民之部分地区，成立了本境史上第二个建置盘山厅，其“盘山”之名即取之明旧驿盘山。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今人通常把盘山驿也视为本境的明代驿站之一。这样的安排很不错，却与本书以阐述今盘锦境域之文化发展的宗旨存有出入，故这里并未将其正式列入，尽管在后面的叙述中也仍会有所侧重。
由于驿路的穿境而过，明代的另一种运输机构递运所，也得以于本境设置，亦为两个，即沙岭递运所、高平递运所，均位于各自的驿城之内。此外还有“安插所”，与递运所一样同为两处。明代的另一种通信体制急递铺，却并未检索到设置于本境的相关记载，或者是属实没有，或者是与驿站合而为一了。
有明一代，举凡处于一条驿路上、并设有一个驿站的县，即被认定为“冲”级（26），意指该地区为交通要道，会因此受到政府的特别经营。那也就意味着，驿站、递运所、安插所的存在，已使本境在明代拥有了充分的“地利”，并因此较受关注。这在史上是空前的。
从后面的叙述将会得知，这样空前的地利既给本境地域文化面貌带来了极大影响，也给本境居民生活带来了沉重负担。然而与时同时，却也使本境居民空前拥有了被记录的机会，这一点对今人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尽管其所绘场景颇令人心酸——
嘉靖十六年（1537）夏，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奉旨出使朝鲜，沿辽东驿路之辽西路、辽东路走了一个来回，并于广宁逗留了十数日，得以深入了解到沿途地方的风土人情、安危利病等。事后二人合拟《陈边务，固边疆，以图长治久安事》一疏，并上奏朝廷，该奏疏中即出现了本境居民的影像：“……至如盘山、高平、沙岭三处，地形尤为高燥（时年大旱），居人三五成群坐守一壑，待哺涓流。时若亢阳作□，则将取水于数十里之远，看得镇城及屯堡等处，见有低洼去处，水流成迹……”（27）
此记载是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中所见的史上第一次对本境居民生活的直接描述。
成为辽东驿递网络的重要节点，对本境地方发展的另一个益处，是使道路也得到了空前的投资建设。有明一代的最佳道路是在路中间铺石块，两边路肩填土夯实，但造价如此高昂的路段不多，通常仅存于治所、堡城之内，其余大部分道路都是以砾石和沙为材料，虽相对简省，但对素为辽泽之域的本境而言已是十分难得了。事实是本境交通由此在明代200多年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设，如景泰二年（1451）秋八月，提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王翱，即因“辽东自在州牛庄驿至广宁高平驿，近因雨水泛涨，桥梁、途路、仓库、墩墙多坏”，而奏请“次第修理”。上“从之”（28）。
“极冲驿递”之高平、沙岭
辽东四条驿路共设35个驿站，其中旧址位于本境者二：沙岭驿，高平驿；与本境有深厚历史渊源，但旧址非在本境者一：盘山驿。三个驿站均设辽西驿路沿途，分属于两卫：沙岭驿隶海州卫（治所为今海城）；高平驿、盘山驿隶广宁卫（治所今北镇）。
海州卫统领3驿，沙岭驿之外，还有海州驿、牛庄驿；广宁卫统领6驿，高平驿、盘山驿之外，还有广宁驿、闾阳驿、义州驿、牵马岭驿。其中海州驿、广宁驿、义州驿均为“在城驿”，即卫驿，其驿城与卫城合一。按《辽东志》所载，辽东四条驿路的35个驿站中，计有10个在城驿，为辽阳驿、广宁驿、义州驿、开原驿、嚣州驿、沈阳驿、海州驿、盖州驿、复州驿、金州驿（29）。其他驿站则是设于驿道之畔的独立驿城。
沙岭驿旧址在“（海州卫）城西北九十里”，位于今盘山县沙岭镇境，东邻牛庄驿（今海城市牛庄境），间隔三岔河。高平马驿旧址在“（广宁卫）城东九十里”（30），位于今盘山县高升镇境，东邻沙岭驿，西邻盘山驿。两驿城遗址早已无存，今北镇境之盘山驿尚有残基。
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经辽东回国，在其所著《漂海录》中，对上述几座驿站有如下记述：“（五月）初七日，过山海关。……过至高岭驿，驿有城。自此以后，驿皆有城，递运所同在一城中。……十六日，至广宁驿，遇圣节使臣。（歇息三日）……二十日，阴，大风。（出广宁城）过察院、普慈寺，出城东门即泰安门也。过钟秀桥、泉水、平甸、潮沟等铺至盘山驿。有指挥杨俊来待，馈以茶。……二十一日，晴而风。过腰站铺至高平驿。过清泉铺、新河桥、通河桥、通河铺至沙岭驿。二十二日，晴而风。过高墩铺之新关门。有长土城，北附长城而南。关门正当其中，即成化年间所筑也。又过大台、三官庙、河湾铺至三岔河。河即辽河也，源自开原东北，经铁岭至此与浑河、泰（太）子河合流为一，故名三岔。……作浮桥横截河流，又挽舟而渡，号为辽河渡。有一官人坐于河岸小厅，以讥察（稽查）往来行人。其南有圣母娘娘庙。又过临河桥到牛家庄驿（即牛庄驿）。”（31）
作为明代主要的交通邮递机构，驿站即“供应往来官员车马、粮草、宿帐之所”，其核心功能是“传宣公文敕令、迎送使臣、飞报军情、转运上供物品和军需等”。各驿站“各据事务繁简，置人夫、舟车、马、驴、牛、骡、房舍等，以供往来公使、差人歇宿使用。属兵部车驾清吏司管理，由所在各布政使司及州县（辽东由各卫所）设官督理”，各设驿丞一名，“掌驿站邮传、车马、仪仗迎送之事”（32）。
驿站的役畜以马为主，辅以驴，《辽东志》将其统称为“走边马驴”，素有定额。在辽东35个驿站中，配马以30匹为最，驴以20头为最。本境两个驿站，所配马、驴的定额都很高：高平驿马30匹，驴20头；沙岭驿马30匹，驴15头。盘山驿的配额也不少，为马28匹，驴20头（33）。这样的配额较广宁在城驿、海州在城驿都要高（广宁驿配马20匹，驴20头；海州驿配马25匹，驴10头），这是由于沙岭、高平及盘山三驿均属“极冲驿递”，其日常递送事务相对更为繁重。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五月，兵部右侍郎王之诰条陈辽东驿传事宜，所陈第二件事即为“复协助之规”，曰：“高平、沙岭、盘山、连山、杏山等极冲驿递，宜如旧，将金复盖及海锦等卫军夫协助。”（34）
各驿站的驿马有上中下三等之分，等第写在小牌上，挂到马身上，会根据行旅所持符验标注的驿马第级，分别配给。马鞍均已事先备好，系木棉及毡塌软坐，过往行旅不得擅自将他物垫于马鞍之上；如遇阴雨，驿站还会另行配给毡衫、雨帽。
从功能上看，驿站与后来的大车店，以及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很相似，然而性质却迥然不同：驿站只接待官方信使、持有可在旅途中利用驿站服务之授权文书（有“堪合”及“符验”等）的政府官员，以及外国使团，且是无偿的。对那些私人旅行者，以及没有相关证件的官员，驿站则不予接待，至少原则上如此。实际上也仅是原则上如此而已。事实是假以济私现象始终存在，以至于各驿站即使能保证足额役畜也不敷使用，而经常发生“递马不足，复索操骑，以备送迎”之事（35）。明廷曾针对此现象屡加整顿，但收效甚微。加之边外诸夷入贡者动辄组团千人，且一年数过，又诛索无厌，致各驿站的驿丞、役夫以至驿马等，无不日惫。尽管如此，驿丞这一职位的品级却很低，在明代并未入流。
由于身处边区，各驿城亦与诸边堡一样，建筑牢固且戒备森严，这从盘山驿的状况中可见一斑。据《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记载，隆庆四年（1570）盘山驿曾进行了两项修缮，一是“挑挖过围城外壕二百五十丈五尺，里壕二百三十丈。品坑一千三百……（缺失六字以上）”；二是“督盖完军房二百六十二间，瓦窑给军领住讫”（36）。似此类工程均由带管驿递的卫所百户督管，如驿城颓垣不缮等，责任人都会受到惩处。
相关史料表明，驿站的严密防范是必要的，尽管未必管用。建文四年（1402）冬十一月，辽东都司即向明廷奏报称“近虏寇犯盘山驿，虏掠人畜，即督官军邀之于尖山北，贼溃散，追回男女百八十五人，牛二百一十七头。追至柳河北，贼远遁而还。上谓兵部臣曰，虽能追夺所侵掠，曷若先事有备使贼不能入境，此皆边将素不谨也。仍驰檄戒饬之”（37）。
驿递之费皆出于随处丁亩，故而驿站的设置对本境居民来说也是一个沉重负担。服务于各个驿站的人户，被称为“站户”，由民户轮充，兼以流囚、逃军充役。如果民户不能或不愿充役，亦可缴纳代役银，谓之“站银”，以供驿站另行雇人充役（38）。总之当地民众得为此付出代价，或人力，或财力。
不过驿路的畅通以及驿站的设置，想来也能给本境居民带来一定益处：应该有部分人有了打短工或零工的机会，比如受雇于驿站或行旅当扛夫，受雇于卫所修缮驿城，从而赚取点补贴生活之资；应该也有了开眼界、长见识的机会，毕竟有朝鲜使团、夷人进贡使团、明廷使者，以及官员、官员家眷等络绎于途，足以使他们大张了眼睛去观望。而本境的风气，也当在这种持续的观望，以及与行旅的互动中，渐渐生出变化，先是量变，后是质变，继而对本境地域文化面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递运所、安插所与急递铺
作为交通运输体系的一种，递运所系明王朝的首创，是“设于各水陆交通要道管理递送粮物之机构。隶兵部车驾清吏司。洪武九年（1376）（一说元年）置。设大使、副使（后革）各一名主其事。以事务繁简，各备车船不等。初，水路每船水夫十至十三名，佥税粮五石以下附近民户充役。陆路每大车车夫三名，小车一名，以民户佥税粮十五石者充役。后改雇役”（39）。就全国而言，设置递运所的主要目的在于方便国家所征大宗物资的运输，对辽东等边境地区来说，其设置初衷则是为了转运军囚：“在外多以卫所戍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各处递运所，以便递送。”（40）
递运所通常作为驿站的配套设施而出现，且多数与驿站同处一城，故本境递运所亦有两处，一处位于高平驿城（《辽东志》载高平递运所在高平驿西，非驿城内，当属后来发生的变化），另一处位于沙岭驿城。盘山驿城亦有所附递运所。
原则上，驿站负责人员和信息的输送，递运所负责物资的转运，实际上递运所的业务远不止此。仅从《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所收录的《□□递运所为具报应付“高丽”“夷人”递送囚犯等车辆轿扛夫役数目清册》中即可知，本境高平递运所的当年业务可是包罗万象的：“二十九日，准高平应付王参将家眷轿三顶，用夫四十名”；“□□高平应付李总府轿二顶，扛一十一台，用夫九十名”；“初三日……准高平应付开原贺兵备轿二顶，扛五台，用夫五十名……准高平应付银子十鞘，用夫四十名”；“初五日，准高平应付宁远张中军灵一柩，轿二顶，车一辆，用夫六十四名”；“二十三日，准高平应付郑苑马寺轿一顶，扛五台，用夫三十八名”；“二十四日，准高平应付银子车二辆”；“二十六日，准高平应付翟布政轿一顶，扛六台，用夫五十二名”……
这份清册形成于万历五年（1577）六月，且系残档，字迹缺失甚多，以至于另有许多事项已不能确定究竟是由哪个递运所应付的，如“……朝鲜国回还车八辆”、“……应付李参将家眷轿二顶，扛五台，用夫四十六名”、“……总府轿二顶，扛十台，用夫八十四名”；而只能判断发生在三岔河两岸一带，或牛庄驿、沙岭驿，或高平驿、盘山驿，如“……牛庄应付赴京夷人车十辆”，“……准牛庄应付席子车一辆”，“十一日，准牛庄应付赴京朝鲜国车一十八辆”等。以一斑窥全貌，本境递运所及辽西驿路沿途诸递运所的忙碌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诸多事务当中，也属实有很大一部分系递送犯人及逃军：“……解犯人张海洲等二名，前途交防军一名，王千香送”；“……为递解逃军曲讨二等八名，前途交防军，刘锦等二名送”；“……为递解犯人宁文爵等二名，前途交防军一名，李二哥送”；“……递解逃军孙打子等二十三名，前途交防军，郭世荣等三名送”；“……解犯人李三等一十三名，前途交防军，王千香等二名送”（41）……
递运所的交通工具有车、轿、扛。当所里车辆、役夫不敷支应之时，会向本地安插所借调，再不够，还会“助银”雇车、雇夫。从上述摘录的高平递运所所应付的事项可知，这种现象是经常性的，仅应付“宁远张中军灵一柩”一项，就借用了“安插车半辆，夫三十二名”，并“助银雇夫刘得等一十八名”（42）。应付每次事务中所借调与雇用的马匹、车辆、人夫及费用等，都会详细登记造册，以备审核。
安插所也称“安插百户所”，亦属驿站的配套机构，但与递运所存有不同，并非每个驿站都有设置，辽东35个驿站仅设9个，除本境沙岭驿、高平驿的2个之外，盘山驿、广宁驿、闾阳驿、牛庄驿亦均有设，余者位置不详。关于安插所的设置及其性质，史载甚少，综合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推断其仅设于辽东驿路的必要路段比如辽西路，主要用途在于递送并安措入境人口，且是以来自边外各少数民族的人员为主，同时常常配合本站递运所的转运事务。其交通工具以车为主，每车一夫，车上撒绳等配备齐全。
作为明代的另一种通信体制，急递铺是始于宋代的一种递送制度，金元两代给予了发展与完善，明沿袭旧制，亦陆续于全国各交通要道给予了设置。不过有关急递铺在辽东地区的设置详情，未见系统的文献记载，仅从《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收录的一件发生在万历二十（1592）的《安乐州呈报沈阳浑河铺铺军何文秀失落文簿处理经过案》中，获悉了多个急递
铺名称：沈阳浑河铺、山坳铺、板桥铺、北沙河铺、白塔铺、沈阳在城铺、榆林铺、蒲河铺、懿路铺、泥沟铺、汎河卢野铺、新兴铺、铁岭在城铺、中安铺、山岗铺、开原城南铺等。可见这些急递铺均位于辽北路上，即辽阳至开原之间（43）。如果能以此推断急递铺的标志是“铺”字，且显然要较驿站密集得多，那么从前面所引录的《漂海录》的那段文字里，即可
获知急递铺在辽西路上也有设置，其中位于盘山驿至三岔河之间，即大致处于本境的，当有这几处：腰站铺、清泉铺、沙河铺、高墩铺、河湾铺。
相对于驿站、递运所和安插所，急递铺的任务非常单一，专以朝廷政令、地方军情的往来递送为己任，且因单一而专精，不仅使一个“快”字得到了突出，更使“稳妥”成为其存在的前提。从《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中可知，这个机构要求十分严格：“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于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必少壮正身。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行三百里。凡遇公文至铺，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铺司预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系，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若公文不即递送，因而失误事机，及拆动损坏者，罪如律……”
驿站、递运所、安插所和急递铺的设置，及其于200多年间的往复运转，所耗财力与物力是相当巨大的。最初，各递运夫、驿传夫，均以民间田赋多者充役，田赋少者则并户充役，到后来则是富者买通吏员得以逃役，充役者只能是贫者，遂致贫者愈困而甚为民弊。然而现在看，这些交通通信与递送体系在本境的实现，对地方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路台、路河与沙岭码头
辽西路以及辽东其他三条驿路，沿途还设有路台。路台的主要作用是供守军瞭望并传递警情，其次是使行旅和当地居民在警情突发之际能有躲避之所。
综合《全辽志》和《全辽备考》的记载，可知路台最初设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时“巡抚蒋应奎自山海直抵开原，每五里设台一座”。之后历任巡抚如吉澄、王之诰等，又陆续在险要路段增设加密，即所谓“量地缓冲，缓者五里一台，冲者二三里一台”。
路台通常“高三丈五尺（约12米），周围四十丈（约133米），体圆，以大砖为之，上置铺楼、垛口”，且插有“黄旗一面，器械俱全，台下有圈”。每台设守军5名，“常川瞭望”，并“专纳行旅、居民之遇敌者也”。
关于辽东路台的总数目，《全辽志》言173座，《全辽备考》言228座，今已无法考证确凿。其中本境所属的镇武堡地方路台，《全辽备考》言27座，《全辽志》则言24座，且列出了具体名称：老鸦庄台、西头台、龙湾台、转湾台、太平山台、河湾铺台、腰站台、杨遇春台、清泉铺台、高墩铺台、七里沟台、河墩旧铺台、接兴台、火兴台、平洋桥台、七里沟旧台、三岔河北岸台、横濠台、倒桥台、东头台、高桥铺台、三里桥台、河湾烟墩台、湖背台。这24座路台当有大部分分布于本境，小部分分布于西兴堡所在的今台安县境（44）。“高平一带（即镇武堡地方）逼临境外……创建路台，以便趋避，行旅在途，可无灾害矣”（45）。
路台遍布辽东四条驿路沿途，并于有明一代得到了持续的增建与修缮。作为辽东大地上的古迹之一种，路台的渐圮始于明末清初，其中以奉天至威远堡间损毁最甚，时后金占据辽东后大举修筑奉天城，所用砖石即多系拆毁附近路台所得。本境路台的倾圮亦较甚，却并非由于墙倒众人推之故，而主要在于低湿的自然环境，当修护不再，即很容易被霖雨所毁。
本境所处的辽西路沿线，在路台之外，尚有路河，这也是辽西路相对更为紧要的原因之一。所谓路河，即缘路而浚之河，相当于人工运河。路河之所以独存于辽西路，根源于其沿途多河流，富潮沟，具有浚治运河的客观基础。与此同时，还具有浚治运河的客观需求，辽西路所经的三岔河，上通三河，下连渤海，是明时海河连运的重要节点，路河的挑浚，则使这种联运可直接深入到广宁。实际上路河的最初浚通，即是为了河运。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路河的“地险”之利也得以逐渐显现，并被切实利用，以抑虏骑不得渡河进犯腹里。《全辽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路河）自广宁东制胜堡起，至海州东昌堡，凡一百七十里。
先年海运于东昌堡南十八里布花堡， 由路河通运至广宁今制胜堡东下卸，军民商贩亦便，且盘山东三站（指盘山驿、高平驿、沙岭驿）每霖雨河水泛溢，常阻军马策应。正统间（1436-1449），辽东都督巫凯奏筑沿河堤岸，为“长广道”，河水通行。自海运罢，河道多淤塞。嘉靖四年（1525），巡抚张连奏请浚治，委管屯都司韩承恩，起调定辽海盖等卫夫丁挑挖，旋复淤塞。
四十一年（1562），兵部侍郎葛缙以边墙一时难于迄工，奏准修路河，通舟楫，扼虏不得入犯。四十二年（1563），巡抚王之诰委闲住总兵罗文豸动支奏请银两，起调定辽、广宁、海州等卫军夫挑挖，河深一丈（约3.33米），阔二丈三（约7.67米），越月工完。按路河先年只通舟楫，今专制虏，必河水深，流不竭，始称“地险”。
考广宁一带路河，水自境外羊肠河，经镇武堡、高桥铺，由镰刀湖入海；沙岭一带路河，自三岔西潮河，亦流高桥铺，入镰刀湖，二水合流。唯沙岭居中，地形高，多沙，河易淤，议者欲相地形，稽先年长广道，备筑泊岸，更设闸几处，时其收泄庶，河道不淤，河水不涸，边防既固，水利且兴，霖雨有泊岸缓急，便于军马，否则挑挖虽勤，无补障塞，徒重劳民力，虚糜钱谷已尔。（46）
路河是目前所知的辽宁省第一条人工运河。
事实上目前所知的辽宁省人工运河仅有两条，即路河和新开河，其中路河贯穿了本境，浚通于民国年间的新开河则位于本境，为连通辽河（今大辽河）与双台子河的水道。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路河也是本境最早的水利工程。本境自三岔河以西地带地多泥淖，排水不畅，路河的浚通，则可内泄诸水达于海，在行旅称便的同时，也有利于农业生产。
海河联运的实现，以及路河的浚通，使辽东的递运业务更具效率，同时也成就了本境的沙岭港。今本境沙岭镇境，明时为西平堡、沙岭驿城所在地，驿城之中又有递运所和安插所。由于其紧临柳河（今外辽河）与羊肠河，且位于由三岔河通往广宁之路河的交通线上，故而在于明一代成为辽西的重要河港码头之一，海运物资最初下卸于此，后由于河道淤塞而下卸于梁房口等处，再转运至此，或者就地存储，或者缓缓转运到广宁或海州等辽东腹里地区。路河运输的所用船只，亦如天下所有水驿一样，使用“红船”，即以红色装饰的船。
由于海运物资主要是粮饷，故沙岭城内在明初即建有粮仓，名“沙岭仓”，为辽东饷粮的重要仓储之一。洪武二十八年（1395）夏四月，广宁饥，明太祖朱元璋即诏令停造劳军伤财的辽王宫室，并放沙岭仓粮以赈饥军。洪武三十年（1397）冬十月，又谕户部臣曰：“辽东海运连岁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有赢余，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其沙岭粮储发军护守，次第运至辽东城中海州卫仓储之。”（47）天时、地利的因素加诸一身，使沙岭成为本境最早成型并渐趋繁荣的古镇之一。
——选自《辽宁地域文化通览 • 盘锦卷》 杨春风，杨洪琦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