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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庆隆于1930年开业。它的前身叫福庆隆。它是盘山县城里头一家封建官僚资本的商号；也是解放前县城内垄断全县粮食、油类、烧酒的四大商号（天庆隆、同兴隆、永顺泉、双盛茂）居首的一家。
天庆隆的财东是杨宇霆（东北军总参议）。杨死后，由其儿子杨敬一继承。杨敬一因年幼无能力经营这爿资金雄厚、场面大的店铺，即委托家族里的一位叔叔杨宝衡来盘山代管，人称杨宝衡为代东。天庆隆原是独资买卖，资金现大洋（银圆）5万元，流动资金3万元，固定资产2万元。后来杨宝衡从资本中要出5000元，作为钱股一份，这样天庆隆就成了杨敬一、杨宝衡合资的商铺了。
福庆隆开设的资金是由盘山河南荒地村赵荩（人称赵八老爷）介绍、该商号经理张善廷出面向杨宇霆借来的。当时借金票（日本钞票）3万元。后来奉票（东北三省银号印制的社会上流通的钞票）贬值，3元不抵1元金票。张善廷后来就主动把福庆隆的全部家底都交给了杨宇霆，之后杨宇霆就将福庆隆改为天庆隆。
杨宇霆接过福庆隆后，仍任用张善廷为经理。从此，张之名声大振，名扬东三省。杨宇霆死后，儿子杨敬一主不起事，张善廷便滋生歹心，欲将天庆隆收归己有。
老谋深算的张善廷，绞尽脑汁施展了窃据他人财务的伎俩，到奉天（今沈阳）美其名曰向东家交代经营情况，其实质是敲诈胁迫少东家杨敬一按他的意图就范。本来天庆隆的营业日趋兴旺，但张却向杨敬一一口咬定说，赔了四五万元，债主盈门，必须马上还债……，杨敬一随即派杨宝衡去盘山处理此事。
杨宝衡一到盘山，目睹天庆隆的营业实况，竟与张善廷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张、杨两方僵持不下，只好到营口法院评理。几经周折，最终法院判处张善廷“欺东灭伙”罪，将张驱逐出天庆隆。
天庆隆于1930年开业，其营业项目有：
（1）代理业务。代理业务主要代客买卖粮食，从中打佣钱。如买者按五分买粮，卖者只收3分，代理商从中赚2分。这种代理业务，实质是“买空卖空”。
（2）办理款项汇兑业务。办理存放款和土地、房产赎押业务；向缺款、需款业户发放高利贷。
（3）自家榨油、自家酿酒，其产品向市场销售。
（4）经营下杂货。开设此项业务，其旨不在挣钱，能挣即挣，不挣也无关，主要目的在于让新来学买卖的年轻人学会做生意，让他们懂得南行北市，懂得煞盘子，懂得斗、秤、尺的诀窍。
天庆隆营业部，主要有“两大桌”，即“账桌”和“信桌”。账桌，管理各类账簿记载，如结算往来交易账款和各项花费支付及股份分红等。信桌，主要负责收集、掌握和发布行情，书写业务信函、联系交际新客户等。对“两桌”人员称为“账桌先生”、“信桌先生”。账桌、信桌的任何工作，均得由经理允诺后，方能生效或执行。
天庆隆的开业正处在“九二界沟，原称大西沟。传说此沟为海（城）广（宁）分界线。清光绪年间，沟里漂上一具尸体，被沟东渔霸发现，遂报海城县衙。县官坐轿赶到，一看现场，连轿都没下，便扬长而去。渔霸惊恐，以为招待不周，连忙请罪。哪知县官一语道破天机：尸体在沟西，属广宁界内，沟东不管沟西事，渔霸这才惊魂落体。从此西大沟就传名为二界沟，沟东屯落也因此得名。
天庆隆在就餐、住宿上也有一套规范的制度。规定东家伙计一律食宿在店铺内。就餐是按等级的。饭食分大、中、小灶。东家、经理及主任和外来的客人吃小灶：早上四至六个炒煎炸菜，粳米粥加馒头或烧饼；中午八至十个菜，有酒；晚四至六个菜。（每逢初一、十五大摆宴席）小份掌柜或从业七年以上的人员吃中灶：早、午、晚均有炒菜，间或吃细粮。一般伙计或临时工吃大灶：早、午、晚均是高粱米饭，副食咸菜、盐豆、豆腐、白菜之类。
天庆隆有前栈、后栈两院，共有房子200余间。有专供客人住宿的客房一栋，约20间。杨宝衡东家另有单独的专用宅院。
东家伙计所食所用自行解决，自家有碾米的作坊，自家能榨油、酿酒。有田园地两垧，饲养肥猪数十头，鸡鸭数百只。油盐酱醋自家经营，日常生活用品常年备有，去外边购买的很少，形成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
1930年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大批集结关东军，预谋侵占东北三省，将东北全境划入自己的版图。由于时势紧张，奉票累累贬值，通货膨胀，人心惶恐，人民处于极度不安之中。特别是这一年盘山又发生特大洪水灾害，致使全县百姓卖儿卖女，逃奔他乡。
天庆隆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开业的。由于天灾人祸，为它创造了发财的条件。老奸巨滑的张善廷首先囤积粮食，然后将大斗买进的粮食用小斗卖出，克扣斤两，垄断粮价，勒索灾民。张善廷丧心病狂，竟将张学良将军拨给赈济盘山发生特大洪水的10000石（1石500斤）粮食（该粮存放在天庆隆）扣留2000石据为己有。
天庆隆从1930年开业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不到两年的功夫，垄断粮价，大价出售粮食，仅从卖给灾民的粮食中就获取暴利15万（银元）。这样，不仅捞回了开业投入的全部资本，而且还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又发了一笔“灾民”财。
1931年“九·一八”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据了盘山，成立了伪满洲政权组织——盘山县公署（县政府）。天庆隆东家杨宝衡看到日本当权了，于是他就频频巴结盘山县指导部参事官（相当于副县长职务）石丸三郎。杨把天庆隆最漂亮的客房设为石丸三郎的官邸。由于杨巴结石丸三郎，当时地方上的一切税捐、摊派、繁多的花销杂捐等，在石丸的批准下，天庆隆完全被免除。仅就税捐一项，天庆隆就比其他商家少花了近万元。
1931年至1940年，天庆隆在与官府勾结，又加上张善廷、张香秋的苦心钻营，每年都有大数目的盈利。1936年，杨宝衡登上了盘山商会会长的宝座后，盘山商业的兴亡几乎操纵在他之手中。1941年天庆隆又一次抓住发财的机遇。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伪满洲国的粮油，实行了农民“出荷”的粮食政策，对街、村居民实行粮油“配给”制度。从1941年秋起，每年秋季全县各村农民均将“出荷粮”交到天庆隆存管。县城居民粮油类配给也由天庆隆承担。对此，杨宝衡、张秋香等人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将好的出荷粮留为己有，把本家存放已发霉的粮食配给居民，更为恶毒的是偷换配给的种类，如本应给面粉，他们改换给苞米面。他们对农民交来的“出荷粮”百般挑剔（伪政府强迫农民交粮，不交者轻的灌凉水，重的抓进监狱），明明交来的是一等粮，他们硬是划为三等，并按三等付钱。他们又把这所谓的“三等粮”通过碾子加工，以超级“文化米”高价在市场出售。
1941年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前，天庆隆一直都在承担着收“出荷粮”、“配给”居民粮油的专业。几年之间，约盈利伪满币20万元。
1945年“八·一五” 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祖国光复。天庆隆的东家杨宝衡见日伪垮台，如丧家之犬，不得不投靠新的主子。于是他到处奔走拉拢，最后与汉奸伪满盘山县长张陛臣以及地方豪绅齐云葛、张冥荚等人组织成立了“盘山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张陛臣任委员长、杨宝衡任副委员长。除留用伪警察外，又收降了“大云字”土匪100多人，临时维持地方治安。
1945年9月，辽西专署派来以方受珍为首的一行十几人进驻盘山城内，解散了“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建立了民主政权，成立了盘山县人民政府。靠封建官僚资本发家的杨宝衡、靠吸人血发财的齐云葛，对民主政权的建立恨之入骨。老谋深算的杨宝衡便与齐云葛、张冥荚等人密谋劫狱，要把已被民主政府扣押的大汉奸杨子新（伪满少将旅长）劫出，想借杨子新臭名远扬的影响，笼络伪兵发展地方势力，待机驱逐民主政府出盘山。
1945年11月29日，杨宝衡、齐云葛密谋，买通了民主政府看守所的张君仁，张叛变革命，使大汉奸杨子新被劫走。
中共盘山县委张永利政委（当时县委书记称政委）、盘山县城厢区区长赵乐得知杨子新被劫走的消息，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迅速赶到天庆隆。杨宝衡等人早已串通匪首“大云字”（高广占），匪徒们把天庆隆四门紧闭，各个持枪布满房顶。张永利和赵乐赶到天庆隆门前，屡叫不开。张、赵二人见事态反常，欲返回县委，不料匪徒开枪，张政委受重伤，赵区长牺牲在天庆隆对面东胡同（今老法院胡同）。
杨宝衡、齐云葛等人的阴谋得逞后，即组织了“盘山民众请命团”。以齐云葛、杨宝衡为首一行十几人到沟帮子请来了国民党52军1个团。国民党军来到盘山后，杨宝衡、齐云葛等人得意洋洋。为了保住狗命，他们又在“大云字”匪帮100多人的基础上，发展了张海峰、王景龙、李铁城等几股杂牌地方武装。这些匪徒均吃、住在盘山的各商号之中，又到处骚扰黎民百姓。从此盘山百姓受害匪浅。
国民党52军这个团开赴营口后，杨宝衡等人又以“请命团”的名义请来了国民党军新6军1个团（团长罗英）。
至此，天庆隆做生意的招牌，已名存实亡。杨宝衡成天每日筹划“请命团”，为地方杂牌武装出谋划策以及分派地方苛捐杂税，再也无心过问天庆隆的生意如何了。此时的天庆隆实质上已经成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大本营”。
1948年1月底，盘山解放。天庆隆这个罪恶深重的地方反动武装指挥中心，随之寿终正寝。杨宝衡、齐云葛、张冥荚、张香秋等人逃之夭夭。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盘山县公安局在天津将杨宝衡抓获。接着从辽宁义县、秦皇岛等地将齐云葛、张冥英、张香秋等人抓获。杨、齐二人在镇反中被镇压，张冥英死于狱中，张香秋被判徒刑。
——选自《盘锦档案通览》 宋文利，刘兴政主编
